明末以來，王陽明心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的沒落，客觀地提出了建立新的學術形態的課題。所以在明清之際日趨高漲的實學思潮中，不僅出現了出於王學而非難王學，或由王學返歸朱學的現象，而且也出現了對整個宋明理學進行批判的趨勢。顧炎武順應這一曆史趨勢，在對宋明理學的批判中，建立起他的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思想。
顧炎武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是以總結明亡的曆史教訓為出發點的，因而其鋒芒所向，首先便是王陽明心學。在他看來，明末的“神州**覆，宗社丘墟”，正是王學空談誤國的結果。他說：“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覆，宗社丘墟。”[1]固然把明朝的滅亡歸咎於王學，與曆史實際相去甚遠，但是顧炎武在這裏對王學末流的鞭撻，以及他所闡述的“空談誤國”的道理，卻又無疑是正確的。由於顧炎武對晚明心學的泛濫深惡痛絕，因此為了從根本上否定心學，他不僅從學術史角度對這一學說追根尋源，而且把心學同魏晉清談並提，認為其罪“深於桀紂”[2]。
既然心學之罪深於桀紂，“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3]。所以顧炎武進而著力地去剝下它的神聖外衣，將其與禪學間的聯係無情地揭剔出來。他指出心學是內釋外儒之學，而“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認為：“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亦有體用之分，然並無用心於內之說。”[4]在他看來：“今之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5]因此顧炎武引明人唐伯元（字仁卿）的《答人書》所述為同調，重申：“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6]他尤其讚成宋末學者黃震對心學的指斥：“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7]這就說明，心學並非儒學正統，它不符合孔孟之論，實際上就是老莊之學，是禪學。既然如此，心學當然就應予摒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