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治史，貫通古今，具有引古籌今的鮮明特色。他在《答徐甥公肅書》中說：“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1]作史者對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評論，要“於序事中寓論斷”[2]，而非憑空而發。因此，他稱讚《史記》敘事論斷相得益彰，成為中國古代史書的楷模。
對於史書的體例，顧炎武極其強調表、誌的作用。在《日知錄》中，他引述友人朱鶴齡的主張道：“《史記》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製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為誌，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3]顧炎武認為，陳壽《三國誌》、範曄《後漢書》，不立表、誌是一大缺憾。“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跡或反遺漏而不舉”[4]。顧炎武自己讀史籍時，也常用列表的方法來理順紛繁的曆史事件。他說：“比日偶閱四史，因自混一之年，以迄厓山之歲，編成年表，較漁仲尤為簡略。”[5]
顧炎武認為，史籍的編纂，要能堪稱信史而取信於後世，一個根本點就在於征實去偽。他把“據事直書”視為“萬世作史之準繩”。在《日知錄》中論及明末《三朝要典》，於此有過集中闡述。他說：“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兩收而並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褊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名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為。繼此之為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而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禎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6]因此，顧炎武在治史過程中，極為重視史料的可靠性。即以他對於明史的研究而論，他就十分注意《實錄》和《邸報》的史料價值。《日知錄》曾大量地征引明曆朝實錄，與友朋論究史事曲直，也多以實錄為據。作為明廷檔案文獻的《邸報》，顧炎武就更加重視了。他長期究心明代史事，早年曾對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至崇禎元年（1628年）間的《邸報》，做過認真研究。因為《崇禎實錄》的未及修纂，加以明清更迭所帶來的若幹避忌，顧炎武主張，撰寫明末史事，尤其是崇禎朝的曆史，“止可以《邸報》為本”[7]。對於《日知錄》中所涉及明季史事，他也表示：“所譚興革之故，須俟閱完《實錄》，並崇禎《邸報》一看，然後古今之事，始大備而無憾也。”[8]同強調史料的真實可靠性相一致，顧炎武高度評價了孔子治史的“多聞闕疑”精神。他說：“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子不雲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修《春秋》之法，亦不過此。”[9]由此出發，對明清之際改竄曆史的惡劣行徑，他嚴詞予以斥責，指出：“予嚐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為奮筆之文，逭遺議於後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為誣罔，甚於唐時。故誌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10]因而他一再主張，撰修《明史》，應當“惟是章奏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存，而自外所聞，別用傳疑之例”[11]。“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