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是一個治學領域博大的學者，他雖恥為“文人”，一生也不輕易作詩，但是在文學上卻很有造詣。尤其是他立足現實的文學思想，更多具探討價值。隻是這方麵的心得，為他在經學、史學、音韻學等方麵的成就所掩，以至於往往為論者所忽略。
顧炎武是從科舉製度桎梏中掙脫出來的人。他在青少年時代，角逐科場，也曾經置身於文士之列，“注蟲魚，吟風月”[1]，“為雕蟲篆刻之計”[2]。然而，身曆明清更迭的社會大動**。當他棄絕科舉帖括之學後，便斷然一改舊習，以“能文不為文人，能講不為講師”[3]自誓，力倡：“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4]樹立了文以經世的文學觀。
顧炎武的文學觀，體現在他的文章寫作上，便是“文須有益於天下”主張的提出。他說：“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5]這一主張，正是顧炎武經世致用思想在文學領域的集中反映，也是他中年以後從事文學活動的立足點。由此出發，顧炎武服膺唐代著名文學家白居易關於“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把文章的寫作視為一種救世的手段。他指出：“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6]因而顧炎武對自己的文章要求極高，“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7]。
顧炎武力倡“文不貴多而在精”的觀點，反對追逐浮名虛譽、急功近利的做法，主張為文嚴謹，精益求精。他說：“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雲，所著凡若幹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為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