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以來，在日趨高漲的經世思潮中，扭轉空疏學風，是當時學術界所麵臨的一個迫切課題。在明亡前的三四十年間，經過學術界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一時學風已開始向健實方向轉化。顧炎武繼起，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為學主張和鍥而不舍的學術實踐，為轉變明季空疏學風，開啟清初實學先路，作出了積極貢獻，使他成為清初務實學風的倡導者。
顧炎武學風的形成，經曆了一個不斷學習、努力實踐、鍥而不舍的長期探索過程。其學風概言之，就是崇實致用。所謂崇實，就是摒棄“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之以“修己治人之實學”，“鄙俗學而求《六經》”，“以務本原之學”。所謂致用，就是不惟學以修身，而且更要以之經世濟民，探索“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顧炎武以一生的學術實踐表明，崇實不以致用為依歸，難免流於迂闊；致用不以崇實為根據，更會墮入空疏。用他的話來講，這就叫做“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聖人之道”。
“博學於文”、“行己有恥”都是傳統的儒家觀點，是孔子在不同的場合答複門人問難時，所提出的為學為人主張，分別見於《論語·顏淵篇》和《子路篇》。然而，把這兩個主張合而為一，則是顧炎武的創造，它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明清更迭的時代內容。針對王學末流“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的空疏學風，顧炎武重申了“博學於文”的為學主張。他說：“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製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1]這裏所說的文，絕不僅僅限於文字、文章之文，而是人文，是包含著廣泛內容的社會知識。鑒於晚明士大夫寡廉鮮恥，趨炎附勢，當明清易代之時，“反顏事仇”[2]，顧炎武又把“博學於文”與“行己有恥”並提，以之為“聖人之道”來大力提倡。他說：“愚所謂聖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3]強調做講求廉恥的有本之人，治好古多聞的務實之學，這正是顧炎武學風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