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間問世的《日知錄集釋》，是研究清初學者顧炎武所著《日知錄》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然而，關於該書的纂輯者，則執說不一，迄無定論。以下擬就此作一些考察。
（一）問題的提出
《日知錄集釋》原署嘉定黃汝成輯。自該書行世，曆鹹、同兩朝，並無異議。光緒間，吳縣藏書家朱記榮率先提出異說，斷言《集釋》並非黃汝成所輯，纂輯者應當是李兆洛。[1]宣統初，學者李詳與之唱和，認為《集釋》係李兆洛與吳育、毛嶽生等人共撰，“借刻於黃氏”[2]。對於朱、李二先生之說，爾後的《日知錄》研究者雖多不以為然，但它畢竟以一家之言而存在於學術界，且未予以否定。尤其是迄今評價清代文獻的一些有影響的論著，諸如已故張舜徽先生著《清人文集別錄》、來新夏先生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等，都還給他留存一個席位。因此，把曆史真相考察清楚，不僅有助於給《日知錄集釋》纂輯者所付出的艱辛勞作以公正的評價，而且也可以澄清曆史文獻研究中的一些錯誤認識。
實事求是地說，朱、李二先生之於曆史文獻學，都是曾經作出過貢獻的人。對《日知錄集釋》的纂輯者，他們所提出的上述判斷，也並非憑空杜撰。問題在於他們所據以作出判斷的資料是否可靠，判斷方法是否科學。關於資料來源問題，朱先生未予展開，而李先生所著《媿生叢錄》中，則陳述得很清楚。好在文字不算太長，為便於討論，謹全文引述如後：
《李申耆先生年譜》三卷，附《小德錄》一卷，排印本，陽湖弟子蔣彤編。中有二事，錄以備考，是昔所未聞者。
一雲：“道光癸巳（十三年——引者）夏五月，始校刊顧氏《日知錄》。先是嘉定錢大昕評釋《日知錄》百數十則，生甫（譜主友人毛嶽生，字生甫——引者）錄以示先生，乃謀推其義例，通為箋注，有資實學。嘉定黃潛夫汝成（原作誠，誤——引者），肯任剞劂之費。既又得楊南屏（誤，當作武屏——引者）諸家，皆嚐用功於是書者，有可采錄悉收之。山子（譜主友人兼姻親吳育，字山子——引者）、生甫分司之，彤亦與校讎焉。”案今傳《日知錄集釋》，題嘉定黃汝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