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曲的學說，歸結到一點，講的就是“明道存心以為體，經世宰物以為用”[1]。可是對他自己說來，“經世宰物”的抱負，由於恪守遺民矩矱，拒絕與清廷合作，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是無法實現的。嚴酷的現實提供給李顒的，隻是“明道存心”的選擇。這就無怪乎在其晚年，他要把“盡性至命”也稱做“實學”，主張去追求那種“令胸中空空洞洞，無聲無臭”[2]的虛無境界了。沿著這條路線走下去，荊扉反鎖，獨善其身，便是勢所難免。垂暮之年的李二曲，學術主張不能推行於世，眼看程朱之學高居廟堂，為他所抨擊的“雜學”方興未艾，固守初誌而不隨俗浮沉，也隻能以此為歸宿。這樣的結局，不是李顒個人的悲劇，而是時代的變遷所使然。於此，我們自然不該苛求古人。
[1] 李顒：《二曲集》卷16《答顧寧人先生》。
[2] 李顒：《二曲集》卷15《授受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