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的社會大動**，以及隨之而至的理學營壘的分化，孕育了李二曲的思想體係。這一體係從他早年對經世時務的講求，轉而趨向“反己自認”，一味“悔過自新”，繼之再將二者合而為一，形成“明體適用”學說，爾後又把這一學說具體化，表現為對“明學術，正人心”目標的執著追求。它隨著清初社會環境和李二曲個人遭際的變遷，經曆了一個不斷深化和完善的發展過程。在形成李二曲思想體係的全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個鮮明的宗旨，這便是“救世濟時”。作為一種麵對現實的經世學說，以“明體適用”說為核心的李二曲思想體係，雖然瑕瑜互見，得失雜陳，但是它旨在挽救社會危機的努力，則順應了清初曆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因此，它無疑有著積極的社會價值。
李二曲思想的曆史價值，首先在於它力圖恢複儒學的經世傳統。李顒指出：“吾儒之教，原以經世為宗。自宗傳晦而邪說橫，於是一變而為功利之習，再變而為訓詁之習。浸假至今，則又以善筆劄，工講誦為儒當然。愈趨愈下，而儒之所以為儒，名存而實亡矣。”[1]他之所以提出“明體適用”學說，以“明學術，正人心”為己任，正是為了恢複儒學的經世傳統。因此，李顒對“儒”的內涵作了明確規定，他說：“德合三才之謂儒。天之德主於發育萬物，地之德主於資生萬物，士頂天履地而為人，貴有以經綸萬物。果能明體適用而經綸萬物，則與天地生育之德合矣，命之曰儒不亦宜乎。”[2]明清之際，社會的急劇動**所提出的諸多問題，亟待知識界去作出解答。曆史的進程表明，作為一種理論體係，宋明理學已經走到了盡頭，知識界麵臨一個何去何從的嚴峻抉擇。李二曲正是順應這種曆史的要求，以負責任的態度去積極進行思索的。他從總結學術史的角度出發，揭櫫“明體適用”學說，以之作為儒學的本來麵目，去引導知識界麵對現實，從門戶紛爭中擺脫出來。他指出：“周、程、張、朱、薛、胡、羅、呂、顧、高、馮、辛，乃孔門曾卜流派，其為學也則古稱先，篤信聖人。陸、吳、陳、王，心齋、龍谿、近溪、海門，乃鄒孟流派，其為學也反己自認，不靠見聞，亦不離見聞。吾儒學術之有此兩派，猶異端禪家之有南能北秀，各有所見，各有所得，合並歸一，學斯無偏。若分門別戶，牢不可破，其識力學問盡可知矣。中無實得，門麵上爭閑氣，噫，弊也久矣！”[3]李二曲在這方麵的努力，當然是具有曆史進步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