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素稱“理學之邦”[1]，自北宋間著名學者張載開啟先路，在宋明理學史上，遂與周敦頤、程顥、程頤及爾後的朱熹之學齊名，而有“濂、洛、關、閩”之稱。但是曆時數百年，關學卻一直為程、朱、陸、王之學所掩，始終未能大行於世。張載之後，關學迭經變遷，不絕如縷。至明中葉，呂柟崛起，其學複盛，“於斯時也，關學甲海內”[2]。迄於明末，馮從吾集其大成，關中學術再度振起。然而從吾之後，經曆明清更迭的社會動**，關學亦如同整個宋明理學一樣，奄奄待斃，繼響乏人。麵對這樣的現狀，重振關學墜緒，成為以“明學術，正人心”為己任的李二曲孜孜以求的目標。
李二曲複興關學的努力，集中反映在他主持關中書院講席的教學活動中。關中書院，始建於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當時，正值名儒兼名臣馮從吾直諫招忌，削籍家居，講學於西安城東南古刹寶慶寺。是年十月，陝西地方當局遂以寺東園囿建關中書院，聘從吾主持講席。天啟初，從吾複出，講會中斷，旋即又遭魏忠賢矯詔禁毀天下書院。關中書院罹此大厄，一蹶不振。明末的陝西，官府敲剝，豪紳肆虐，加以天災迭起，人民生計**然，終於釀成埋葬朱明王朝的農民大起義。爾後，關中戰火連年不熄。清初，農民軍移師入陝，清軍尾隨追剿，幹戈擾攘，玉石俱焚。順治間，清廷確立對陝西的統治之後，剿滅農民軍餘部，恢複殘破不堪的經濟，成為當務之急，興學教化，未遑顧及。直到關中及全國局勢趨於穩定，始有康熙二年和十二年的兩度重修關中書院之舉。李二曲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應聘主持關中書院講席的。
此時的李二曲，以講明學術為匡時救世的第一要務。為“明學術，正人心”，他四處奔走，大聲疾呼：“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返治，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脈，宇宙之元氣，不可一日息焉。”[3]正是本著這樣的宗旨，他應陝西總督鄂善之請，於康熙十二年五月，登上了關中書院的講席。開講之日，鄂善並陝西巡撫阿席熙等各級官員，以及“德紳名賢、進士舉貢、文學子衿之眾，環階席而侍，聽者幾千人”[4]。繼馮從吾之後，絕響多年的關中書院講會，再度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