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把握李二曲思想的基本特征？換句話說，也就是最能體現李二曲思想的學術主張是什麽？究竟是“悔過自新”說，還是“明體適用”說？這是接下去我們要討論的又一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前哲時賢多歸之於“悔過自新”說，筆者則以為，在李二曲的思想體係中，由“悔過自新”演變而成的“明體適用”說，才是其最為成熟的形態，也是其最有價值的部分。因而弄清楚“明體適用”說的形成過程，剖析它的主要構成部分，進而對其曆史價值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定，這不僅對於探討這一學說本身，而且對於全麵評價李二曲思想都是有意義的。
研究李顒的“明體適用”說，有一個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這一學說的提出始於何時。從《二曲集》中所保留的材料來看，在《體用全學》、《讀書次第》、《盩厔答問》、《富平答問》、《授受紀要》、《四書反身錄》和有關書劄中，都曾經涉及這一學說。就這些著述的撰成次第而論，如果以現存有關序跋為依據，那麽似乎應以《盩厔答問》為最早。因為張密為該答問寫的《小引》，所署時間即先於他書，為順治丙申，即順治十三年（1656年）。也就是說，在提出“悔過自新”說的同時，李顒還提出了“明體適用”說。近人吳懷清先生輯《李二曲先生年譜》，遂據以編訂李顒這一年的學行。[1]前些時候刊行的《李顒評傳》，也為舊說所誤，把“悔過自新”與“明體適用”二說的提出視為同時。[2]可見這個問題不容忽視，是該澄清的時候了。
考明《盩厔答問》卷首《小引》係年的舛誤，是澄清問題的關鍵所在。《小引》稱：“先生嚐謂，天下之治亂由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由學術之明晦，故是錄一主於明學術。”[3]據考，“明學術，正人心”的思想，在李顒的思想發展中，是中年以後才逐漸形成的，以“明學術”為己任，也是他中年以後方始立定的誌向。而順治十三年，當他30歲時，其為學趨向轉變伊始，這樣的思想尚未萌發，“明學術”的誌向更無從確立。而且，就是在這10餘年後，他於康熙七年至八年間講學同州時，“天下之治亂由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由學術之明晦”這樣的命題，也並未提出來。事實上，這個命題的首次提出，則是在李顒講學江南的康熙九年末、十年初（1670-1671年）。這方麵的材料，屢見於《兩庠會語》、《靖江語要》、《錫山語要》和《匡時要務》等，檢索甚易，毋庸贅述。《小引》又說：“先生平日啟迪後學不倦，士之承謦欬者與述錄之以自益，隨問輒答，隨答輒錄，總計不下數千紙。”在李顒一生的學術活動中，“啟迪後學”，“隨問輒答”，所錄“不下數千紙”雲雲，顯然不是在他30歲時，而全是40餘歲以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