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曲生當明清鼎革，麵對社會的激劇動**，他無意舉業，誌存經世，“甫弱冠，即以康濟為心”。[1]這以後，二曲發奮自學，無師而成，先後撰就《經世蠡測》、《時務急著》等，“凡政體所關，靡不規畫”。[2]順治十三年他30歲時，又因陝西兵事迭起而究心兵法，希望在亂世當中有一番實際作為。然而，隨著清廷對陝西統治的確立，就在李顒究心兵法的同時，他的為學趨向已經在醞釀一個重大的變化。這一年春夏之交，他提出了具有個性的“悔過自新”學說。以此為標誌，李顒中斷了先前對經世時務的講求，轉而致力於“切己自反”的明性之學的探討。
在李顒的思想發展中，為什麽會出現這樣一個轉折？“悔過自新”說究竟包含哪些基本內容？對於它在李顒思想體係中的地位應當如何評價？這些都是需要深入討論的問題。
“悔過自新”說，是以人性“至善無惡”為前提的立身學說。李顒在所著《悔過自新說》中，開宗明義即指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也者，稟天地之氣以成身，即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此性之量，本與天地同其大；此性之靈，本與日月合其明，本至善無惡，至粹無瑕。”[3]由此出發，他認為，雖然由於“氣質所蔽，情欲所牽，習俗所囿，時勢所移”，以致人多“淪於小人禽獸之域”，但是“其本性之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者，固未始不廓然朗然而常在也”。這樣的性論，正是自孟子以來，儒家傳統的性善說，祖述而已，無足稱道。然而，二曲學說之可取處則在於，他賦予性善論以積極的社會意義，試圖通過恢複人性本來麵貌的途徑去“倡道救世”。所以他說：“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窮理’標宗，或以‘先立乎大’標宗，……或以‘至良知’標宗……雖各家宗旨不同，要之總不出‘悔過自新’四字。”他主張：“不若直提‘悔過自新’四字為說，庶當下便有依據。”[4]根據這一學說，李顒不惟要求人們檢身心過失於既起之後，而且更要以“禮義廉恥”的堤防來防患於未然。於是他又說：“義命廉恥，此四字乃吾人立身之基，一有缺焉則基傾矣。在今日，不必談玄說妙，隻要於此著腳，便是孔孟門下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