鄗鼎一生精力，幾乎皆在兩部《明儒理學備考》的纂輯之中，用力勤苦，用心深遠。然而於當朝理學，其態度若何？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二月，同年廷臣許三禮有書自京中來，稱道鄗鼎董理有明一代理學之功。鄗鼎欣然複書雲：“蕪刻兩《備考》，原不欲使一代正學湮沒。今史館纂修《明史》，其中自有文章钜公，弟固不敢望其項背。然論三十餘年搜求之苦，刊刻之費，性情在此，寤寐在此者，弟亦不敢多讓也。”書末且告三禮，擬於日後將許氏《政學合一》諸書錄入“本朝理學”。[1]其實早在之前4年，前輩重臣魏象樞來信，即已詢及“本朝之講理學有著作者”，準備如何處理的問題。鄗鼎就此答雲：“本朝理學，有誌未逮，俟明儒草草就緒，然後可漸舉也。”[2]可見，在致力表彰明代理學諸儒學行的過程中，鄗鼎已對當朝理學的梳理有過考慮。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兩部《明儒理學備考》最終完成。適逢是年清聖祖以《理學真偽論》為題，在瀛台考試翰林院眾臣。試畢，命大學士張英傳旨：“你們做《理學論》，哪知江南總督於成龍是個真理學。”又明示諸臣：“理學原是躬行實踐。”[3]鄗鼎得悉此一重要消息，至為鼓舞。因為一則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秋，他曾就於成龍入祀太原三立祠一事，數度呈書山西地方當局，且於翌年喜獲如願。再則兩部《明儒理學備考》的刊行，根本宗旨與三立祠立德、立功、立言之意，名異而實同。第三是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於答魏象樞書中，闡述過如下理學觀：“小刻《廣理學》，仍以理學為主。竊謂理學二字，必得文章、事功、節義，而學始實，而理始著，始可見之行事，而非托之空言矣。”[4]因此，鄗鼎“私喜腐儒迂見，不悖於聖訓如此”[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