鄗鼎著《明儒理學備考》，肇始於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關於是書之撰述緣起，卷端《凡例》首條言之甚明：“聞喜朱小晉（諱裴）先生，序小刻《紀略》曰：‘予向在台中上封事，有請修《明史》一疏，奉有俞旨。同官顧西巘先生，有請增從祀一疏，部覆可其議。’鼎觀近日，又有命禮臣刊《性理大全》之典，有纂修《孝經》之典，私喜昭代崇儒重道，留心理學，非一日矣。”[1]綜觀此條所言，鄗鼎修書之舉，緣由主要有三：一是廷臣開館纂修《明史》的呼聲，二是朝中新增從祀大儒之議，三是清廷崇儒重道、留心理學決策日趨明朗。
緣起既明，如何將撰述宗旨付諸實施，便成一關鍵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鄗鼎有一始終恪守的信念，即“學問隻怕差，不怕異”[2]。也就是說，學問隻怕背離正道，出現偏差，而不怕存在認識的不同。具體到有明一代從祀孔廟的四大儒而言，鄗鼎認為，薛瑄、胡居仁之學為一類，王守仁、陳獻章之學為另一類。若再加細分，則四家之學皆可各為一類。然而盡管路數不同，卻未可軒輊，四家實是相輔相成。鄗鼎的結論是：“薛、胡之學，參以王、陳而薛、胡明；而王、陳之學，亦因薛、胡而益明也。”[3]秉持此一宗旨，鄗鼎於明清之際諸多理學史著述的偏頗提出批評，指出：“近人匯輯理學，必曰孰為甲，孰為乙，孰為宗派，孰為支流，孰為正統，孰為閏位。平心自揣，果能去取皆當乎？多見其不知量也。”[4]因此，《明儒理學備考》一反其道，“書名《備考》，待人以恕”，“不敢雲宗，聊以備考焉耳”。[5]
由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始撰，至十九年（1680年）十月第二篇序文脫稿，《明儒理學備考》初步編成。二十年（1681年），是書首次付梓。書凡16卷，卷1至卷6係輯錄辛全《理學名臣錄》而成，卷7至卷10則為孫奇逢《理學宗傳》之傳記摘編，卷11至卷16乃鄗鼎本辛、孫二家意，博采諸家傳記所做續補。據著者自述，所征引諸書依次為《聖朝名世考》、《明名臣言行錄》、《仕國人文》、《道學正統》、《道學羽翼》、《聖學宗傳》、《京省人物誌》及諸家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