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思想史研究中，將思想史與社會史相結合，是《中國思想通史》一以貫之的基本為學方法論。外廬先生於此指出：“如大家所周知的，思想史係以社會史為基礎而遞變其形態。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難，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運動裏求得解決，而隻有從社會的曆史發展裏來剔抉其秘密。”[1]惟其如此，外廬先生論究乾嘉漢學，首先提出並加以解決的問題，就是對18世紀中國社會基本狀況的認識。
外廬先生從經濟狀況和階級關係的剖析入手，認為從16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封建社會開始了它的解體過程。這是一個蹣跚而痛苦的過程。先生以一個傑出史家的卓然睿識，準確地把握住了這一過程的基本曆史特征，他說：“從十六世紀以來，中國的曆史沒有如歐洲那樣走向資本主義社會，這並不等於說中國封建社會沒有解體過程，沒有資本主義的形成過程。關鍵在於，既在封建社會的母胎內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形態，又在發展過程中未能走進近代的資本主義世界。這即是如馬克思說的，既為舊的所苦，又為新的發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原注：參看“資本論”序言）。資本主義要排斥身分性的人格依附，然而封建主義的頑強傳統又要維持這樣的人格依附。這就是問題，這就是矛盾。”[2]“死的抓住活的”，這樣一個明白曉暢的歸納，在我們觀察16世紀中葉以降的中國社會時，是不可忘記的經典意見。
當曆史演進到17世紀中葉，由於明清更迭所釀成的社會動**，使中國社會一度出現民族矛盾激化的局麵。然而封建王朝的更迭，並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中國古代社會的蹣跚步履。外廬先生認為：“自然，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暴力論”中所指出的，落後民族的統治，經過一定時期，也不得不按照被征服的民族的先進經濟狀況，尋求適應的步驟，甚至改變了自己民族的語言，以求適應客觀的曆史條件。康熙以後的中國經濟情況，就呈現出複蘇以至某些發展的跡象。”[3]正是以對明清之際我國國情的準確把握為出發點，外廬先生展開了關於18世紀中國社會狀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