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嘉慶年間，何以會形成考據學風靡朝野的局麵？前輩大師談清代學術，這是一個共同關注的問題。
章太炎先生著《訄書》，率先提出討論，他說：“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多忌，故歌詩文史枯；愚民，故經世先王之誌衰。（原注：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遠甚。）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矣。”[1]章先生的這段話，講了3層意思：一是從學術層麵言，認為理學作為一種學術形態，入清以後，業已失去其發展的理論空間；二是就知識界狀況言，因為政治上的避忌太多，因而文人學士的作品遂失去勃勃生機；第三則是就朝廷的文化政策言，由於清廷實施“愚民”政策，桎梏人心，故而學以經世的傳統遂告不振。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自然便形成學術界治經以紓死的格局。
對於“為什麽古典考證學獨盛”的問題，梁啟超先生大體沿襲了章太炎先生的意見，他說：“明季道學反動，學風自然要由蹈空而變為核實——由主觀的推想而變為客觀的考察。”至於這種客觀考察“為什麽專向古典部分發展，其他多付闕如”？梁先生則認為：“問到這裏，又須拿政治現象來說明。”在考察清初以降政治對學術的影響之後，梁先生得出了兩條結論：第一，“凡在社會秩序安寧，物力豐盛的時候，學問都從分析整理一路發展。乾、嘉間考證學所以特別流行，也不外這種原則罷了”。第二，“考證古典之學，半由‘文網太密’所逼成”。[2]
在這個問題上，錢穆先生的看法，與章、梁二位先生有同有異。錢先生不讚成梁先生的“道學反動”說，他把清學與宋學視為一個整體，提出了“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的主張。錢先生說：“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穀、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於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道鹹以下，則漢宋兼采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為平反者。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3]至於封建專製政治對學術發展的桎梏，錢先生的看法則與章、梁二位先生一致，他說：“清儒自有明遺老外，即少談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萬鈞之力，嚴壓橫摧於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禍。習於積威，遂莫敢談。不徒莫之談，蓋亦莫之思，精神意氣，一注於古經籍。本非得已，而習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此乾嘉經學之所由一趨於訓詁考索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