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談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每以吳、皖分派立論。究其所自，則章太炎先生當屬首倡。在《訄書》中，章先生論清儒學術有雲：“其成學著係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1]其後，梁啟超先生著《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再加闡發，遂成“惠、戴兩家中分乾嘉學派”[2]之說。錢穆先生從章、梁二先生之忽略處入手，著意論究惠棟予戴震為學的影響，提出“吳皖非分幟”[3]的主張，將研究引向了深入。
外廬先生論究乾嘉漢學，以章、梁、錢三位先生之所得為起點，進而向縱深推進。一方麵外廬先生既充分尊重前人的勞作，沿用吳、皖分派的思路，從為學路數和旨趣上去認識乾嘉學術；另一方麵，他又選取乾嘉時代的幾位主要思想家，如戴震、汪中、章學誠、焦循、阮元等，去進行專題研究。通過探討諸家思想、學術之個性和貢獻，提出了若幹具有創獲意義的重要見解。其中，如下兩個見解，對於深化乾嘉漢學的研究，尤為重要。第一個見解是：“漢學是始於惠棟，而發展於戴震的”[4]；“戴學在思想史的繼承上為惠學的發展”[5]。第二個見解是：“阮元是扮演了總結十八世紀漢學思潮的角色的。如果說焦循是在學說體係上清算乾嘉漢學的思想，則阮元是在匯刻編纂上結束乾嘉漢學的成績。他是一個戴學的繼承者，並且是一個在最後倡導漢學學風的人。”[6]這就是說，乾嘉漢學肇始於惠棟，經戴震加以發展，至焦循、阮元而進行總結，方才走完其曆史道路。
外廬先生的這兩個重要見解，突破吳、皖分派的舊有格局，為把乾嘉學派和乾嘉學術作為一個曆史過程來進行研究開了先河。這是外廬先生在乾嘉漢學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貢獻，其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的意義不可低估。20世紀60年代初，先師楊向奎先生同外廬先生相呼應，在《新建設》雜誌上發表了《談乾嘉學派》一文。文中，向奎先師說：“曆來談乾嘉學派的，總是說這一個學派有所謂吳派、皖派之分。其實，與其這樣按地域來劃分，還不如從發展上來看它前後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實質。”[7]令人惋惜的是，侯、楊二位大師的研究意見，尚未在學術界激起共鳴，一場民族文化的浩劫便轟然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