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廬先生論究乾嘉漢學，曾經注意到乾嘉學者在文獻整理上的業績，認為“乾嘉學者的謹慎的治學方法，以及由經學的整理而普及於一般文獻的史料工作”[1]，自有其曆史價值。古往今來，學術前輩們的實踐一再告訴我們，學術文獻乃治學術史之依據，唯有把學術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學術史研究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之上。
有清一代學術，乾隆、嘉慶兩朝，迄於道光初葉的近百年間，是一個發皇的時期。其間傑出的學者最多，學術成就最大，傳世的學術文獻亦最為豐富。將乾嘉時期的重要學術文獻精心校勘，施以新式標點出版，這是整理乾嘉學術文獻的一項重要工作，嘉惠學林，功在千秋。在這一方麵，學術界有關專家已經做了大量工作。循此以往，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若幹有分量的目錄學著述亦接踵而出。清代文獻浩若煙海，實為前此曆代之所不及。究其原因，大要當或有二：一則中國古代社會經曆數千年發展，至清代已然極度成熟，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皆臻於一集大成之格局；再則博大精深之中華學術，在此二百數十年間，亦進入一全麵整理和總結之曆史時期。惟其如此，有清一代人才輩出，著述如林，其詩文別集之繁富，幾與曆代傳世之總和埒。這是中華民族一份極為寶貴的曆史文化遺產，也是發展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曆史依據。故而董理清人別集，自20世紀中王重民先生之《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肇始，前輩賢哲接武而進。鄧之誠先生之《清詩紀事初編》，錢仲聯先生之《清詩紀事》，張舜徽先生之《清人文集別錄》，袁行雲先生之《清人詩集敘錄》等，嘔心瀝血，成就斐然。
學如積薪，後來居上。正是憑借前哲時賢的深厚積累，王紹曾教授主編的《清史稿藝文誌拾遺》，李靈年、楊忠兩位教授主編的《清人別集總目》，柯愈春教授編纂之《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等，並肩比美，聯袂而出。三書或集合同誌，或獨力纂修，曆時十數年，乃至數十年，終成裏程碑式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