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亂的平定，兩年之後台灣鄭氏勢力的回歸，使清王朝確立了對全國的有效統治。從此，清廷采取多種有力措施，使業已恢複的經濟迅速發展，清初社會遂由亂而治。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六十一年（1722年）的近40年間，雖然由於曠日持久的儲位之爭，引起了政治上的許多麻煩，為維護國家的統一，清廷還曾兩度在西北和西藏采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而且局部的農民起義等也偶有發生。但是就全國範圍而言，大體上可以說是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出現了一個由安定趨向繁榮的局麵。
隨著生產的發展，國家日趨富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國庫存銀較之順治末年成數百倍增長，達到4 000餘萬兩。[6]由於國帑充裕，清廷一再蠲免地方賦稅，一則旨在舒緩民力，再則亦可收藏富於民之效。康熙四十九年十月，清聖祖頒諭，普免天下錢糧，他宣布，全國各地應納賦稅，“自明年始，於三年以內，通免一周”[7]。五十一年二月，清廷更把作為封建國家重要財政來源的人口稅凍結，明令：“將直隸各省見今征收錢糧冊內，有名人丁，永為定數。嗣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征錢糧。”[8]到康熙末、雍正初，全國耕地麵積較之順治末年成百萬頃地增長，接近並逐漸超過明代萬曆年間的水平。與之相一致，此時的清王朝，國力強盛，威震四方。經過一連串的軍事行動之後，清廷牢固地確立了對內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統治，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疆域，至此大致奠定下來。
在我國封建社會晚期的曆史上，由康熙中葉開始出現的安定和繁榮局麵，是自明代永樂年間以後200餘年來所未曾有過的。它為其後雍正、乾隆年間國力的鼎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礎。舊史家曾於康熙一朝有過如下謳歌：“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9]“想望流連”雲雲，既多餘，複可悲，自不足取，但是，清除其間所包含的腐朽氣息之後，這樣的評價與曆史實際也相去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