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義上說，明清更迭並不僅僅是指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朱明王朝統治的結束，以及同年五月清軍的入據北京和四個月後清世祖頒詔天下，“定鼎燕京”[1]。它是一個曆史過程。這一過程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其上限可以一直追溯到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興兵，其下限則迄於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最終清除亡明殘餘，統一台灣。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明代，隨著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強化，其腐朽性亦越發顯現出來。及至明神宗萬曆之時，朱明王朝已入末世。其間雖有過張居正十年（1573—1582年）的銳意革新，然而頹勢已成，不可逆轉。啟禎兩朝，更是江河日下，猶如癰疽積年，隻待潰爛了。
土地兼並，這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尤其是它的晚期，是一個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明末，不惟地主豪紳巧取豪奪，“求田問舍而無所底止”，更有官莊的肆意侵吞。據《明史·食貨誌》載：“神宗賚予過侈，求無不獲。潞王、壽陽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為王莊，至四萬頃。群臣力爭，乃減其半。……熹宗時，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寧德二公主莊田，動以萬計，而魏忠賢一門，橫賜尤甚。蓋中葉以後，莊田侵奪民業，與國相終雲。”[2]僅以江蘇吳江一地為例，“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土地兼並已經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加之私租苛重，縉紳飛灑、詭寄，轉嫁賦役，“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鬥，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3]
明末，在以農民為主體的廣大勞動者身上，既有私租的榨取，複有官府繁苛賦役的重壓，而遼、剿、練三餉的加派，則更屬中國古史中所罕見的虐政。崇禎十二年（1639年），禦史郝晉上疏，對加派的苛酷驚歎道：“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九百萬，剿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4]在重重壓榨之下，人民生計**然。崇禎末年，自江淮至京畿的數千裏原野，已是“蓬蒿滿路，雞犬無聲”[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