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經筵講學為文治攸關，素為帝王所重。清承明製，順治九年定，每年春秋仲月，各舉經筵一次。其後，經康熙、雍正二朝，曆時數十年不改，遂成一代定製。高宗即位，一如其父祖，崇儒重道，闡學尊經，因而於經筵講學尤為重視。乾隆五年八月，仲秋經筵講畢，高宗曾麵諭經筵講官曰：
經筵之設，原欲敷宣經旨，以獻箴規。朕觀近日所進講章，其間頌揚之辭多，而箴規之義少，殊非責難陳善，君臣谘儆一堂之意。蓋人君臨禦天下，敷政寧人，豈能毫無闕失？正賴以古證今，獻可替否，庶收經筵進講之益。[1]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禦史吉夢熊專折奏議經筵事宜，高宗就此重申：
講官係朕簡用大員，經筵講章本應自行撰擬，期副獻納論思之義。乃故事相沿，竟有由翰林院循例屬稿者。朕於講官呈本時，尚為研討折衷，著為經、書二論，務在自抒心得。而侍案敷陳者，顧以成言誦習，聊為塞責，可乎？該禦史所奏，實為近理，嗣後將此明著為令。[2]
足見，在清高宗的心目之中，經筵講學斷非虛應故事。因而對於講官事前所進講章，他皆認真斟酌，撰為經、書二論，以期自抒心得。盡管誠如他所自述，“帝王之學與儒者終異”[3]，所以對於其經筵講論，我們就不當如同學者論學般地去評判其是非。然而他在經筵講壇上的講論，實無異朝廷學術好尚的宣示。惟其如此，其影響又絕非任何學者之論學可以比擬。乾隆中葉以後，既然在廟堂之上，一國之君論學而屢屢立異朱子，辯難駁詰，唯我獨尊，那麽朝野官民起而效尤，唱別調於朱子，也就不足為奇了。這就叫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值得指出的是，清高宗確立崇獎經學格局的過程，也正是他將專製皇權空前強化的過程。高宗初政，鑒於其父為政的刻核寡恩，倡導廣開言路，政尚寬大。然而曾幾何時，寬鬆政局已成過眼雲煙。乾隆八年二月，翰林院編修杭世駿試時務策，因議及“內滿而外漢”的時弊，惹怒高宗，竟遭革職。[4]以之為肇始，從乾隆十六年八月至二十一年正月，高宗大張文網，以對偽撰孫嘉淦奏稿案、王肇基獻詩案、楊煙昭著書案、劉震宇《治平新策》案、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和朱思藻輯《四書》成語案等的窮究和嚴懲，宣告了寬大為政的終結和文化桎梏的形成。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清高宗選擇崇獎經學、立異朱子的方式，把學術界導向窮經考古的狹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