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二十一年以後的經筵講壇之上，清高宗何以會屢屢立異朱子，心裁別出？這是一個很值得去深入論究的問題。筆者以為，如果從高宗即位，尤其是乾隆五年理學的提倡未見成效之後，其學術好尚所發生的變化來考察，或許能夠尋覓出其間的線索來。
如何處理理學與經學的關係？這是入清以後，伴隨社會的由亂而治，朝野共同關注的問題。在日趨高漲的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聲浪中，清廷於康熙後期的表彰朱子學，就已經顯示了融理學於經學之中的發展趨勢。所以，清聖祖既說：“朱子注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正。”[1]又說：“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為本，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2]他明確昭示子孫：“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經學。”提出了“以經學為治法”的一代家法[3]。
世宗當政，為時過短，崇尚經學的文化舉措未及實施，即過早地去世。高宗即位，憑借其父祖奠定的雄厚國基，他所獲得的是一個承平安定的江山。經濟的富庶，政局的安定，使他得以從容地去實踐其父祖的未竟之誌。
乾隆元年四月，高宗重申“首重經學”的一代家法，命廣布聖祖時期官修諸經解，以經學考試士子。他說：“聖祖仁皇帝四經之纂，實綜自漢迄明，二千餘年群儒之說而折其中，視前明《大全》之編，僅輯宋元講解，未免膚雜者，相去懸殊。各省學臣，職在勸課實學，則莫要於宣揚盛教，以立士子之根柢。”[4]清高宗的諭旨表明，此時清廷所尊崇的經學，絕不僅僅限於宋元理學諸儒的解說，而是要由宋明而遠溯漢唐，博采曆代經師之長以“立士子之根柢”。
乾隆二年三月，高宗命儒臣每日繕寫經史奏疏進呈。三年十月，他又號召天下士子“究心經學，以為明道經世之本”，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