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乾隆十九、二十兩年的間斷，到二十一年二月再舉仲春經筵，高宗的講論卻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這便是第一次對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提出了質疑。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朱子《中庸章句》注雲：“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1]在答門人問《中庸》時，朱子又雲：“‘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卻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2]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滿漢直講官分別進講《中庸》該章，重申朱子解說。講畢，高宗一改早年對朱子學說的推闡，就《中庸章句》及《朱子語類》所載朱子主張提出異議。據雲：“德無不實而所明皆善，性而有之聖人也。先明乎善而後實其德，教而入之賢人也。誠者理之當然，明者明其所以然。性即理也，教即所以明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清高宗的這一闡釋，雖係據朱子學立論，但視性與教為一而二、二而一，則已與朱子不同。由此出發，他對朱子之說提出質疑雲：“是故誠之外無性，明之外無教，聖人渾然天理，無所用其明而明無不照。謂之‘所性而有’，尚屬強名，則何借乎教！賢人日月至焉，必待先明乎善而後實之，乃複其性。然明即明此理，實亦實此理而已，夫豈別有所謂教哉！”因此，高宗的結論是：“朱子謂與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不同，予以為政無不同耳。”[3]這就是說，在清高宗看來，朱子解“聖人之德”為“所性而有”，並不確切，而是“強名”。此其一。其二，朱子釋性、教二字，以為在不同場合可有不同含意，亦屬多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