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在位60年，自乾隆三年（1738年）首舉經筵，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遜位，經筵講學凡舉51次。高宗初政，一遵其父祖舊規，經筵講學皆於每年春秋各舉一次，以示崇儒重道，孜孜向學。自乾隆十二年以後，除十八年舉經筵於仲秋，其他各年皆於仲春舉行。[1]
乾隆元年正月，高宗改元伊始，即麵臨禦史謝濟世著《學庸注疏》，以立異朱子一事。據議政之諸王、大臣稱：“謝濟世進自著《學庸注疏》，於經義未窺毫末。其稱明初尊朱之令，以同鄉同姓之故，名為表彰聖賢，實則推尊本朝。尤屬謬妄無稽，甚為學術人心之害。”疏上，高宗采納諸王、大臣議，將謝氏所著之書“嚴飭發還”[2]。二月，他又就謝濟世著述和另一禦史李徽所奏，請將《孝經》與《四書》並列一事頒諭，嚴加指斥。據雲：
謝濟世請用其自注《學庸》，易朱子《章句》，頒行天下。獨不自揣己與朱子，分量相隔如雲泥，而肆口詆毀，狂悖已極。且謂明代以同鄉同姓，尊崇朱子之書，則直如爨下老婢陳說古事，雖鄉裏小兒，亦將聞而失笑也。李徽欲以《孝經》與《四書》並列為五，立義支離，屬辭鄙淺。於宋、元大儒所論《孝經》源流離合，曾未寓目，即欲變亂曆代論定，列於學官，數百年不易之舊章，亦不自量之甚矣。[3]
乾隆三年正月，高宗服喪期滿，頒諭禮部，籌備舉行經筵講學。他說：
朕惟《四子》、《六經》，乃群聖傳心之要典，帝王馭世之鴻模。君天下者，將欲以優入聖域，茂登上理，舍是無由。我皇祖聖祖仁皇帝，皇考世宗憲皇帝，時禦講筵，精研至道，聖德光被，比隆唐虞。朕夙承庭訓，典學維殷，禦極以來，勤思治要，已命翰林科道諸臣，繕進經史，格言正論，無日不陳於前。特以亮陰之中，經筵未禦。茲既即吉，亟宜舉行。所有典禮，爾部其諏日具儀以聞。[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