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的朱子學，自康熙後期取得主導地位之後，盡管朝廷懸為功令，帝王提倡，士子講習，然而卻久久發展不起來。倒是與性理之學迥異其趣的經學考據，不脛而走，蔚為大國，在乾隆、嘉慶間風靡朝野而成一時學術主流。因此，早在乾隆初，清高宗已然喟歎：“近來留意詞章之學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學者蓋鮮。”[1]至乾隆中葉以後，遂有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出，凜然別張一軍，“欲奪朱子之席”[2]。迄於乾隆末、嘉慶初，就在朱子故裏的徽歙之間，竟然出現“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為通人”的狀況。[3]這樣一種局麵何以會形成？從學術史與社會史相結合的角度，探討其間的深層原因，不惟於朱子學傳衍顯晦之梳理有所裨益，而且對認識和把握清代中葉之社會與學術，皆不無價值。以下，擬從清高宗經筵講論內容的變遷入手，就乾隆一朝朱子學不振的原因，試作一些討論。唯所論未必允當，尚祈大雅賜教。
[1] 《清高宗實錄》卷128“乾隆五年十月己酉”條。
[2]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12《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580頁。
[3]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2《朱陸》附《書朱陸篇後》，見《章學誠遺書》，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