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初葉的古學複興潮流中，江南諸多中心城市並非彼此孤立，互不關涉，實則一代又一代學人在其間的往還，已然使之相互溝通，連為一體。正是眾多學人的執著和敬業，共同促成了經史古學的複興和發皇。以下擬略述後先接武的三位大師之相關學行，以窺傑出學人在其間所付出勞作之艱辛。
我們所討論的三位大師，一是惠棟，二是戴震，三是錢大昕。三人之中，惠棟最為年長，生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戴震其次，為雍正元年（1723年）生人，而錢大昕最少，生於雍正六年（1728年）。就年輩論惠棟是長者，戴、錢皆屬晚輩。乾隆九年（1744年），惠棟著《易漢學》名世，成為興複古學的傑出先行者。是時，戴、錢俱尚在孜孜尋覓治學門徑。十四年，錢大昕求學紫陽書院，因之尊惠棟為“吳中老宿”，且慕名登門拜謁。事隔43年之後，年近古稀的錢大昕依然深情回憶：“予弱冠時，謁先生於泮環巷宅，與論《易》義，更仆不倦，蓋謬以予為可與道古者。”[1]二十一、二年間，大昕同窗王昶與惠棟同客揚州盧氏幕府，《易漢學》手稿即由王昶抄校。此一抄本及惠著《周易述》大要，亦經王氏而傳入京城。所以彼時錢大昕自京中致書王昶，一是告：“惠氏《易漢學》，鶴侶（褚寅亮——引者）大兄現在手鈔，此時尚未付還。來春當郵致吳門，決不遺失也。”[2]一是稱：“鬆崖征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獨明絕學，談漢學者無出其右矣。”[3]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冬，戴震旅京南還，途經揚州。有幸在盧氏幕府同惠棟訂交，當時情景，戴震記之甚明：“震自京師南還，始覿先生於揚之都轉鹽運使司署內。先生執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吳江沈冠雲（沈彤——引者）嚐語餘，休寧有戴某者，相與識之也久。冠雲蓋實見子所著書。震方心訝少時未定之見，不知何緣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覯，益欣幸獲覯先生。”[4]三十年冬，戴震過蘇州，晤惠棟遺屬及諸高足，曾撰《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一文，以緬懷亡友。文中高度評價惠學雲：“先生之學，直上追漢經師授受，欲墜未墜，埋蘊積久之業，而以授吳之賢俊後學，俾斯事逸而複興。震自愧學無所就，於前儒大師不能得所專主，是以莫之能窺測先生涯涘。”正是在這篇文章中，戴震承惠棟訓詁治經的傳統，提出了“故訓明則古經明”的著名主張。同時，又將這一主張與典章製度的考究及義理之學的講求相結合，對惠棟學術作了創造性的解釋。他說：“鬆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於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製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依。彼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為？理義不存乎典章製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其亦遠乎先生之教矣。”[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