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嘉慶年間，經學中人何以一趨訓詁考索，而有乾嘉學派之謂？錢賓四先生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雖不像梁任公先生同名論著之辟為專題討論，但真知灼見，則每在字裏行間。關於這個問題，錢先生之所論，在如下幾個方麵，尤稱創獲。
第一，清代學術與宋明學術是一個後先相承的整體。錢先生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開宗明義即指出：“竊謂近代學者每分漢宋疆域，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評漢宋之是非。”[1]循此以進，賓四先生將論學的重點擺在揭示學術發展的內在邏輯上，先生說：
治近代學術者當自何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櫫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評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篙庵、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穀、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於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道鹹以下，則漢宋兼采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為平反者。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2]
錢先生高屋建瓴，在上引大段論述中，準確地揭示了從宋學到清學間必然的內在聯係。
第二，清代的考證學，淵源乃在明中葉以降諸儒。在討論清代考證學淵源時，錢賓四先生不讚成簡單地用王朝更迭來斷限。一方麵，錢先生既肯定清初諸儒顧亭林、閻百詩等對乾嘉學術的深刻影響，指出：“治音韻為通經之鑰，而通經為明道之資，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見如是。乾嘉考證學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經，即以治經工夫為明道，誠可謂得亭林宗傳。”另一方麵，賓四先生又否定了以顧亭林為漢學開山的主張。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