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嘉慶兩朝80餘年，樸學之風盛行，經史考據，聲音訓詁，成為一時朝野學術主流。相形之下，此一時期的思想界則甚為沉寂。錢賓四先生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隻眼別具，於一時眾多學者之中，獨取戴震、章學誠、焦循三家予以表彰。錢先生說：“東原、實齋乃乾嘉最高兩大師，裏堂繼起，能綜匯兩家之長，自樹一幟，信可敬矣。”[1]
錢賓四先生之論戴東原，由考證而入義理，創獲甚多。其中，尤以對惠棟、戴震二家關係的考證，並據以將戴學區分為前後二期，卓然睿識，可據可依，最稱發前人之所未發。
惠棟生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戴震生於雍正元年（1723年），就年輩而論，兩人相去已27歲，惠棟自屬前輩。就為學言，乾隆九年，惠棟著《易漢學》，以複原漢《易》而開一時風氣。此時的戴震，尚在字義、音聲、算數的求索之中，迄於乾隆十六年，始得補為休寧縣學生。因而較之惠棟，戴震無疑應為後學。乾隆二十二年，戴震北遊南旋，途經揚州，適逢惠棟作幕於兩淮鹽運使盧見曾，二人遂得結為忘年之交。此後4年，戴震皆客居揚州。錢賓四先生通過惠、戴間這段關係的考證，認為“東原論學之尊漢抑宋，則實有聞於蘇州惠氏之風而起也。”錢先生說：“東原於乾隆丁醜（原注：二十二年，東原年35。）南遊揚州，識鬆崖於鹽運使盧雅雨見曾署，自是客揚州者四年。東原論學宗旨，其時蓋始變。”[2]
關於戴震學風的轉變，錢賓四先生提出的依據主要是三條。第一條是乾隆三十年，戴震為紀念惠棟而撰寫的《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在大段引述戴文之後，錢先生指出：“東原是文作於乾隆乙酉，（原注：三十年，東原年43，見《年譜》。）而議論與前舉已大異。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說，謂於義理、製數互有得失者，今則並歸一途，所得盡在漢，所失盡在宋，義理統次故訓典製，不啻曰即故訓即典製而義理矣。是東原論學一轉而近於吳學惠派之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