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漢宋學術之爭，是一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公案。它自清朝初葉肇始，經乾嘉時代的漢學鼎盛，至嘉慶、道光間爭議加劇，形同水火。
就為學蹊徑而論，乾嘉漢學與宋明理學風格各異。宋學旨在闡發儒家經典所蘊涵的義理，而漢學則講求對經籍章句的考據訓詁。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初無所謂漢、宋學術之分，有之則自清人始。正如近代學者劉師培所論：“古無漢學之名，漢學之名始於近代。或以篤信好古該漢學之範圍，然治漢學者未必盡用漢儒之說，即用漢儒之說，亦未必用以治漢儒所治之書。是則所謂漢學者，不過用漢儒之訓詁以說經，及用漢儒注書之條例以治群書耳。”[1]康熙間，毛奇齡治經力辟宋人舊說，表彰漢儒經說，始揭“漢學”、“宋學”[2]之稱。其後全祖望繼起，尊漢儒“修經之功”，讚劉向“集諸經之大成”[3]，所著《經史問答》，為乾嘉漢學家評作“繼古賢，啟後學，與顧亭林《日知錄》相埒”[4]。乾隆初，惠棟潛心經術，承其父祖未竟之誌，以窮究漢《易》為家學，先後撰為《易漢學》、《周易述》、《九經古義》諸書。他倡言：“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5]雖然惠氏梳理漢代經學源流未盡實錄，混淆了今古文學之分野，但他的唯漢是尊，唯古是信，則在當時的學術舞台上率先揚起漢學之旗幟，開了興複“古學”的先河。稍後的考據學大師錢大昕評價惠棟學風的影響時，認為：“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複章矣。”[6]
惠棟故世，戴震崛起。他承其鄉先輩江永之教，於三吳惠學兼收並蓄，主張“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7]，遊學南北，名噪京城。後應聘入四庫全書館，與邵晉涵、周永年、紀昀等館中眾多名儒肆力經史，輯佚鉤沉，校理群籍。經史考據因之而蔚成風氣，書館亦不啻“漢學家大本營”[8]。漢學得清廷優容，大張其軍，如日中天。就連朝中顯貴亦附庸風雅，“皆以博考為事，無複有潛心理學者。至有稱頌宋、元、明以來儒者，則相與誹笑”[9]。於是朝野官紳，“競尊漢儒之學，排擊宋儒，幾乎南北皆是矣”[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