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葉以後，正當清高宗宣揚文治、侈談武功之時，吏治敗壞，官逼民反，清王朝業已盛極而衰。嘉慶一朝，其衰頹不振集中表現為此伏彼起的南北民變。就中尤以湘黔苗民起義、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東南沿海武裝反清和畿輔天理教起義，予清廷的打擊最為沉重。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仁宗病卒，宣宗繼位，改明年為道光元年。如果說嘉慶一朝，清廷的衰微以民變迭起為象征，那麽道光前期的20年，王朝的危機則突出地反映為鴉片輸入，白銀外流。前者是內憂，後者則是外患，內外夾攻，交相打擊，清王朝已經日薄西山。以空前深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為根據，自康熙中葉以後沉寂多年的經世思潮再度崛起，在鴉片戰爭前後趨於高漲，從而揭開了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序幕。
（一）龔自珍的經世思想
龔自珍（1792—1841年），又名鞏祚，字璱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慶末，以舉人官內閣中書。道光九年（1829年）成進士，因書法不中規矩而仍歸中書原班。後擢宗人府主事，官至禮部主客司主事，兼祠祭司行走。道光十九年，迫於仕宦艱險，托名避其叔父出任禮部尚書之嫌，拔足南旋。返鄉後，置別業於江蘇昆山徐元文故園，應聘主持杭州紫陽書院講席，兼職江蘇丹陽縣雲陽書院。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在丹陽暴病而卒。
自珍出身於浙江望族，父祖簪纓文史，世代為官，其外祖段玉裁更是著稱一時的文字學家。他自幼隨父宦居京城，在家學濡染之下，為學之始即受乾嘉樸學影響。然而置身日趨加劇的社會危機之中，家庭影響畢竟是不能與社會力量相抗衡的。嘉慶十八年（1813年）四月，自珍入京應順天鄉試。九月，天理教義軍攻擊紫禁城，朝野為之震驚。至此，所謂太平盛世已成曆史陳跡，一代王朝衰象畢露。“日之將夕，悲風驟至”。江河日下的國運，誌不得申的際遇，終於驅使龔自珍“但開風氣不為師”，走上了一條特立獨行的學以救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