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間，太平天國民變如火如荼，資本主義列強劍拔弩張，清廷內外交困，國家積弱不振。於是“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思潮應運而起。同治、光緒間，此一思潮憑借時局的短暫穩定而席卷朝野。甲午中日戰爭清廷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30餘年的“自強新政”，被日本侵略者的炮艦擊得粉碎。帝國主義列強凶相畢露，競相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瓜分風潮驟然加劇，中華民族麵臨亡國滅種的深重災難。於是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醞釀的早期改良主義思潮，遂以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變法維新運動的高漲，迅速發展成強勁的變法維新思潮。晚清的最後十餘年，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洶湧澎湃的時期。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旗幟，這一思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猛烈地衝擊腐朽的君主專製政治，從而推動辛亥革命的爆發，最終埋葬了清王朝。
（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觀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晚清思想界的一個重要文化觀。它以鴉片戰爭前後林則徐、魏源倡道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為先導，中經曾國藩、李鴻章等清廷重臣的首肯而張揚，直到由洋務派殿軍張之洞撰《勸學篇》而加以總結，在洋務運動中形成和定型，風行於晚清論壇數十年。
“中體西用”文化觀在晚清思想界的風行，不是一樁偶然的事情，它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從文化演進的角度而言，此一文化觀的萌生，乃是鴉片戰爭之後，麵對西方文化的有力挑戰，朝野士大夫和知識界的積極回應。其主要目的則在於為接受西學，使之為我所用而進行呼籲。
道光中葉的鴉片戰爭，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文化，以“船堅炮利”向中國文化發出了有力的挑戰。如何對待這樣一個挑戰？林則徐、魏源等有識之士，正視現實，倡言“師夷長技以製夷”。也就是說，為了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必須向他們在軍事上的長處學習。在當時彌漫朝野的保守氛圍中，盡管這一主張未能迅速傳播，但是當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再敗之後，懾於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奕、曾國藩、李鴻章等內外重臣被迫接受了嚴酷的現實。鹹豐十年（1860年），兩江總督曾國藩提出“師夷智以造炮製船”的主張，他說：“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1]曾國藩的這一主張，同奕、李鴻章等此呼彼應，無異向朝野發出信號，即可以有選擇地向西學學習，具體地說，就是向列強學習“船堅炮利”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