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70年間的學術，有一潮流行之最久，亦最可注意，這便是會通漢宋，推陳出新。民國初年的著名學者王國維先生論清代學術，有一句很有名的話，他說：“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鹹以來之學新。”[1]王先生所說的“新”，既指當時方興未艾的西學，同時亦應包括中國傳統學術在會通漢宋中的自我更新。
（一）曾國藩與晚清理學
晚清理學，枯槁狹隘，已非宋明時代之可同日而語。唯得一曾國藩，以其事功學業相濟，幾呈中興之勢。曾國藩（1811—1872年），原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進士，以翰林院檢討累官至大學士兼直隸、兩江總督。他一生既以功業顯，為洋務派重要領袖，亦以學業著，實為晚清學術界一承前啟後之關鍵人物。
曾國藩之學術，既承桐城姚鼐遺緒，又得鄉先輩唐鑒熏陶。唐鑒（1778—1861年），字栗生，號敬楷，又號鏡海，湖南善化（今長沙）人。嘉慶十四年（1809年）進士，以翰林院檢討官至太常侍卿，後以老病還鄉。他研摩文史，潛心理學，頗得湖湘學統之傳。據其嗣子爾藻所撰《鏡海府君行述》記，初任翰林，公事之餘，唐鑒即與戚人鏡、賀長齡等以理學相切磋。道光二十年（1840年）後，再次供職京城，他又時常與倭仁、何桂珍、竇垿等講求性理體用之學。唐氏論學，深嫉陸九淵、王守仁，一以二程、朱子為依歸。於乾嘉考據學，他亦深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唯有一秉朱子之教，格致誠正，合內外於一體，始是聖人之道。以此為準繩，自道光二十三年初開始，唐鑒對前此二百年的清代學術進行總結，宗主程朱，衛道辨學，於道光二十五年夏完成了《國朝學案小識》的結撰。稿成，經曾國藩、何桂珍等校勘，於同年冬在京中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