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很少有像基督教預言所說的那樣一個介乎洪荒和天堂之間的時期，那時，人們感到世界已裹足不前，一切都明確地停滯了下來。在寫於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人的水草紙文書上，人們可以讀到這樣的詞句：“……無恥當道，人欲橫流……國運飄搖……群氓無首……貧者為富，富者為貧。”按照吉爾伯特·墨裏的描述，這個類古希臘時期是一個“元氣喪盡，豪情全無”的時期；“悲觀厭世之風盛行，自我尊嚴失落，人們喪失了對今生的希望，也喪失了對常規人類努力的信念”。老家夥塔列朗曾經聲稱：隻有那些生活在1789年以前的人才品嚐到了生活的所有美妙之處。
當今這個時代，還可以補充一些適當的引文——以往長時期對光明的向往反倒使一切都帶上了諷喻的和辛酸的含義——因為在從1930～1950年之間的20年中，曆史著作中記載了一些特別嚴重的事件：世界範圍的經濟危機和尖銳的階級鬥爭、法西斯主義和種族帝國主義在一個曾經站在人類文化發展前列的國家的興起、那個曾經宣布要為人類更加美好的理想而鬥爭的革命一代作出了悲劇性的自我犧牲、一場其深度和廣度迄今為止仍然難以料想的破壞性戰爭、在集中營和死亡秘密審判所對數百萬人的官僚化大屠殺。
在那些對過去一個半世紀的革命衝擊非常了解的激進知識分子看來，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千禧年的希望、太平盛世的幻想、天啟錄的思想以及意識形態的終結。因為曾經是行動指南的意識形態現在已經逐漸走到了死亡的終點。
無論意識形態在法國哲學創始人那裏原來是什麽樣子，作為一種由觀念轉化為行動的方法，黑格爾左派、費爾巴哈和馬克思都用最為明確的語言描述了意識形態。對於他們來說，哲學的職責在於批判，在於以現在代替過去（馬克思寫道：“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象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2]）。費爾巴哈，這個所有黑格爾左派中最激進的人物，自稱為路德第二。他說道：要是我們能夠揭去宗教的神秘外衣，那麽人類將獲得自由。整個思想史就是一部前赴後繼的祛魅史，並且，假如最後在基督教領域裏，上帝從一個狹隘的神轉變為一個普遍的抽象物，那麽，通過運用異化或自我陌生化的激進手段，批判的作用就是以人類學去取代神學，以人去取代上帝。哲學應當麵向生活，人應當從“諸抽象物的幽靈”中解放出來，從超自然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宗教隻能創造“虛假的意識”，哲學則將揭示“真實的意識”。通過把人而不是神置於意識的中心位置，費爾巴哈竭力把“無限帶入有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