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大師們的追隨者。愛德華·希爾斯最近的評論是很正確的：“巨大的困難之一是我們無法超越19世紀與20世紀社會學偉人們所定下的主題的變體。‘後工業社會’這個概念是聖西門、孔德、托克維爾和韋伯提供給我們的想象的混合，這證明我們禁錮在一個定義含糊的圈子裏，這個圈子比它應有情況更加難以滲透。”[5]很奇怪，希爾斯教授沒有提到的一個人物是馬克思，或許因為我們都已經成為後馬克思主義者了。聖西門把曆史各階級描述為有機社會和關鍵社會的交替盤旋（這預示了索羅金抱有成見的、激動的心理），而孔德則看到社會從神學階段到形而上學階段到科學階段的理性進展。如果不問理論，則兩者都很深邃，可是我們對社會變革的興趣根源必然是馬克思。馬克思把社會變革歸根於社會結構或體製（而不是心理狀態，雖然他對待思想過於傲慢或者把思想作為附帶現象），他以命定的方式來說明社會變革，設法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中來揭示那種命定主義的根源。我們很少會說我們預測的社會變革來自蒼天，或者完全來自人們的想象設計。即使這些變革最初以思想出現時，它們也必須體現在體製之中；說明社會變革就是說明變革在中軸體製中的性質。那麽，如果人們必須指明某種命定主義，他就必須再次同馬克思的鬼魂妥協。如果我們設法說明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發展階段，我們必須從馬克思的預言開始。但是，我們這樣做，卻麵臨了一個難題，因為，我們可以設法表明，這種對未來的看法並不是一個圖式，而是有兩個圖式，而大部分社會發展理論正是對這兩個不同方向的圖式作出反應的。
在《資本論》（特別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曆史趨勢》）中，馬克思勾畫了他關於社會發展的基本圖式：他說，新社會的結構，即生產的社會化組織，在舊社會的母胎中已得到充分發育；這種新結構反映了生產的社會化性質同“資本的壟斷”所產生的“生產方式的桎梏”之間越來越大的矛盾；社會分化為兩個階級：一個數量日益縮小的資本大王以及一個穩步增長的工人階級；新社會的性質同舊社會的資本主義形式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最後“外殼就炸毀了”，社會主義世界來臨了。這個比喻是生物學方式的，過程是內在的，發展軌道是單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