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旨在探討馬克思的《大綱》和黑格爾的《邏輯學》之間在概念上的內在聯係，這種內在聯係可以通過那些黑格爾討論善的無限性和惡的無限性的著作得到揭示。黑格爾與馬克思兩人的著作中對概念運動的揭示取決於概念化的否定的、令人不滿的特性（惡的無限性）與肯定的、令人滿意的概念化（善的無限性），其中惡的無限性總是把外部障礙當作偶然碰到的東西，而善的無限性則發現那些表麵上的外部障礙不過是其自身展開的內部因素。總而言之，像對待黑格爾一樣，若想獲得一種對於馬克思的豐富的和包羅廣泛的見解，那麽這種見解必然是反思性的和總體性的，決不能僅僅停留在預言性的和外在的解釋上。
《大綱》和《邏輯學》所表現出來的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所具有的那種概念之間的內在關聯同樣能夠明顯地證明，黑格爾和馬克思在所有理論上都具有某種十分近似的關係。如果集中地考察《大綱》中對黑格爾善的無限性和惡的無限性概念的新的用法，我們就能發現它提供了異化的概念基礎，而異化概念又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類存在”有聯係，從而在早期馬克思和晚期馬克思之間建立起了一種概念上的關聯。
馬克思在《大綱》中對善的無限性和惡的無限性的討論的展開表明了一種與黑格爾的理論上的聯係。在《大綱》以及別的地方，馬克思和黑格爾一樣在許多地方使用了富於爭議的善的無限性和惡的無限性的邏輯以發展共時性體係，這種做法是值得探討的。[2]不僅如此，馬克思和黑格爾兩個人的“無限”概念取決於他們對善與惡的解釋，即善包括克服障礙而達到自由發展，而惡則意味著界限的無止境的出現，從而使得那些價值判斷的語言無法與事實陳述的語言分離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