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教育文化理論產生的背景
一、時代變革——教育文化的催生素
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各種社會危機爆發。直到“發現貧窮”以及美國民權運動的時代，特別是發現貧窮、異化和種族歧視等一係列社會疾病對兒童心靈生活造成了強烈的衝擊，對兒童成長造成了深遠的侵害，使得布魯納從自滿而又不自覺的教育改革之夢中清醒過來，並開始意識到一種良性或至少中性的文化對於教育的意義。麵對那些深受貧窮、歧視與異化之病的兒童，我們是不是真的能夠改善他們的教育?我們是否已經發展出任何頭緒可用來重組學校的文化?要創造出一個真正有滋養的學校文化，使所有的兒童都能夠有效地利用廣大文化的資源和機會，而且促使其智力的發展，它需要怎樣的條件呢?這些都是布魯納深入思考的問題。作為早年新課程改革的倡導人，他清楚地認識到認知主義綱領中並沒有考慮，甚至忽視了認知以外的文化因素，譬如說，當時的教育改革者將與課程改革相關的其他事情都視為理所當然，進行了一係列的預設：學校裏的學生們和設計新課程的人一樣對改良後的新課程饒有興趣；學生生活在某種教育的真空狀態中，他們絲毫不受大眾文化背景中的問題所影響等。顯然，認知主義教育觀脫離實際的弊端，導致教育改革並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二、維果斯基對布魯納的影響
從誌得意滿的教育改革之夢中覺醒的布魯納，開始逐步從本來強調的學習各科知識結構和進行課程教材改革轉到了研究教育與社會的適應性或相關性問題。在這種背景下， 《教學論探討》和《教育的適合性》相繼問世。在《教育的適合性》發表後，相關專家及學者不僅將它理解為自《教育過程》發表以來實質的改變，還把它理解為理論的改變。其中《教育的適合性》一書收集了布魯納從1965～1970年間發表的論文，包括《智力完善化的可能性》、《文化與認知的成長》、《文化、政治與教育學》、《教育學的心理生物學》、《貧窮與兒童期》等在內九篇文章。從論文集的內容來看，顯然，布魯納開始關注社會文化對認知的影響。他在序中指出“《教育學的心理生物學》是篇怪文，坦率地說，作者在文中，既把人類理解為生物學上使用文化的有機體，同時又把人類理解為他所創造的、處於他本身之外的這個文化的產物，徘徊其間，不能自解。”這也許表達了布魯納的困惑，但是維果斯基的社會文化—曆史理論為陷入困惑中的布魯納開啟了一扇窗，為布魯納研究教育問題提供了新的視野和角度，隨之，布魯納教育研究的重心發生了重大的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