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執著於當前在場者與聆聽“異鄉”的聲音
一般都是從感性與理性的二元對立中來做這種區分。這樣的區分雖也符合實際，但未說到深處。從存在論的角度來看，世界、真理是在場者、顯現者同其背後的不在場者、隱蔽者的融合，也是人與世界的融合。概念式語言的存在論上的根源是站在主客關係的立場上，以在場者之顯現為語言的本質，而排斥、抹殺不在場之隱蔽的作用。反之，詩的語言（嚴格說來是語言的詩性）的存在論根源在於人與世界的融合，重視不在場者，一心要把隱蔽的東西顯現出來。所以，詩的語言的特性就是超越在場的東西，從而通達於不在場的東西，用海德格爾的話說，就是超越“世界”而返回“大地”。
我們的日常生活過多地執著於當前在場的東西，包括科學技術在內也是如此，往往遺忘了隱蔽的東西，即使偶爾記憶起來，也隻是把它當作“異鄉”。但詩人卻正是要聆聽這“異鄉”的聲音，詩的語言可以說就是對“異鄉”的召喚。“道言”、“大言”乃是通過詩人的詩的語言，把來自海德格爾所謂“存在”、“無”、“神秘”或德裏達所謂“無底深淵”的聲音釋放出來。如果說平常生活中的用語往往隻盯住個別的在場者，那麽，科學語言就可以說是隻盯住普遍的、永恒的在場者，即概念、理念、同一性之類的東西。麵對一株春暖發芽的楊柳，一個普通農夫和科學家與詩人所言說的東西就大不相同：農夫會說，楊柳活了，今夏我可以在它下麵乘涼；科學家會說，楊柳發芽是氣溫回升的結果；這兩種人都是盯住客觀的在場的東西，一個是個別的在場者，一個是普遍永恒的在場者。詩人則會說：“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閨怨》）甚至一個有詩意的小孩也會說：“媽媽，楊柳又發芽了，爸爸怎麽還不回來？”詩的語言把隱蔽在楊柳發芽背後的離愁活生生地顯現出來了，這離愁不是簡單的感情發泄和簡單的心理狀態，而是一種情景交融、主客（人物）交融的審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