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後，雅斯貝爾斯在盟軍的支持下得以重返大學講壇，恢複了個人所心愛的教職工作。然而，昔日的大學自由精神在戰爭中受到徹底的戕害，許多教師都被迫離開了學校，廣大的學生則更加迷茫，對未來的生活更是不知所措。他也深刻反思戰爭狂熱中的民族與個人，他雖然沒有效忠希特勒，但也沒有勇敢地站出來批判，他甚至對自己的這種行為感到憤慨，他不止一次地說道：
“我們這些幸存者沒有去尋求死亡。當我們的猶太朋友被押解或遣送的時候，我們並沒有上街示威，也沒有大聲呐喊。我們沒有這樣做，哪怕自己也遭到殺害。相反，我們苟且地活著，這個理由便是：我們的死亡無濟於事。我們仍然活著，這就是罪過。在上帝麵前我們知道，我們收到過何種屈辱。”①
海德堡大學，這所德國曾經的驕傲，卻成為專製的工具、戰爭的幫凶，乃至人們的恥辱。一種迫切的大學改革，也在促使著雅斯貝爾斯進行更為深刻的教育思考，他感到自己有責任和義務對現在混亂的大學精神進行深入的梳理，更有責任把自由再次帶入大學校園內。在他看來，在德國陷入一種過分幹涉的狀況時，他和眾多的人一樣，采取了忍受的態度，卻都沒有能夠為自由辯白。這是一種不能言表的痛苦，現在的社會回複了平靜，他又能為戰後的德國做些什麽來彌補自己的這種遺憾呢?
他深刻地分析了德國人民在這場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雖然也是受害者，但也擺脫不了暴政幫凶的指控，他們的盲目性恰恰把他們的弱點暴露無遺。他深感到需要寫一些東西來使德國人民正視這種缺陷，而且他更希望能夠作為一種警醒的語言使德國人民清醒起來。他甚至試圖從思想上搞清楚，海德格爾在納粹期間所犯的政治錯誤與他的哲學思想有什麽關係。他在1946年出版的《德國的罪責問題》(Die Schuldfrage)一書中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