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造就理學大師
現代國學大師錢穆對於宋儒之學有著深刻、詳明的闡述，他認為：宋儒學術之門徑，則轉極開闊，能向多方麵發展，不如漢唐儒之單純。一來，宋儒多能議政，又能從大處著眼，最著名的，就如範仲淹之《十事疏》，王安石之《萬言書》，兩者引起了慶曆、熙寧的兩場變法。二來，宋儒經學多能在每一經的大義上進行發揮，最為著名的，如胡瑗蘇湖設教，分立經義治事兩齋。在文章子集之學上，宋儒也是頗有特色。
朱熹融合了宋儒之學，宋儒思想、學術是朱熹法律思想的重要淵源。朱熹對宋儒思想既有吸收，又有揚棄，他與宋儒相關的思想因此更加精邃。朱熹的文稿、語錄中存有大量評述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及蘇軾等宋儒的資料。朱熹評說道：“問：‘東坡於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隻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又曰：‘大概皆以問人自立。平時讀書，隻是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功夫，平日隻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東坡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皆改了。”認為蘇軾《刑賞論》“悉舉而歸之仁義”，“大意好，然意闊疏，說不甚透。隻似刑賞全不奈人何相似，須是依本文將‘罪疑唯輕，功疑唯重”作主意。”，王安石“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法度如何不理會？隻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人傑雲‘荊公保甲行於畿甸，其始同咈人情，元祐諸公盡罷之，卻是壞了已成之法。’曰：‘固是。’”朱熹雖然對蘇軾等宋儒持有否定之詞，但從中也不難看出朱熹對他們思想的研究。他還借鑒了王安石變法中一些合理的舉措，取慶曆方田為經界，取青苗為“社倉”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