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的思考 英銳的氣節
清朝嘉慶、道光之際，封建政治的腐敗使社會矛盾不斷積累，新舊思想的衝突也愈益激烈。天才的龔自珍在這一時期的文壇上，以傲岸的姿態發出極具穿透力與震撼力的聲音，把清中期的文學推上更具有自覺的抗爭性的高度。卒於1841年的龔自珍，其作品與鴉片戰爭引起的劇烈變化關係不大，原是自然的事情。而他在鴉片戰爭前夕對社會弊端的揭露和對社會危機的思考，也主要集中於封建專製所造成的士林中普遍性的精神萎弱與人格墮落，並以個性解放、人格完善為社會發展的前提。這是整個清中期文學合乎邏輯的發展，也是元明以來幾經波折的進步思潮的合乎邏輯的發展，這是首先應該注意到的。
龔自珍位列下僚，而關心天下大事，是清代第一個站在獨立的學者立場上以個人的思考為依據縱橫議論時政的人物，這是他受後人尊重的重要原因。這類文字中，一部分是關於實際政務的建議。如《西域置行省議》主張移民屯墾新疆，以發展西部經濟、鞏固邊防；《罷東南番舶議》已佚，但可以肯定同禁絕鴉片貿易有關，以文章的題目結合他寫給林則徐的《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來看，龔自珍對發展正常的中外貿易的意義認識不足，但他清楚地看到了鴉片入侵對於中國的巨大危險。這些都反映了他的政治遠見。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現他對社會問題的深入思考、揭露封建政治根本性弊端的作品，如《乙丙之際著議》《壬癸之際胎觀》《古史鉤沉論》《明良論》《尊隱》《論私》等。
在哲學上，龔自珍把自我的主體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謂“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眾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壬癸之際胎觀第一》），是把“我”視為宇宙中唯一的、根本性的和化生一切的意誌力量，它等於宗教中的“上帝”。這種唯心主義思想，為維護具體個人的自我價值提供了哲學根據。在《論私》中，龔氏強調“私”乃是人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基點，在公認的美德中，愛國並非愛他人之國，忠君也不是忠他人之君，乃至人們孝其父母，愛其子女，貞於其夫，無不是有“私”的表現，完全離於“私”的行為根本是不存在的。這種議論不僅僅是對私利的肯定，而且接觸到道德作為利益的保障而存在的實質，具有相當深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