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雜詩》及詩文創作
龔自珍的文學創作表現出了不同於時代主流的新特點，可謂振聾發聵，開啟了近代文學發展的新篇章。
文學必須於世有用，是龔自珍的基本文學觀念。他說“曰聖之時，以有用為主”，將有用作為文章至優的評判標準。他指出，儒學、政事和詩文具有共同的目的——有用。眾所周知，史具有對社會曆史進行批評的功用，其實詩也一樣，文章、詩歌都和史有著不可割裂的源流的關係。選詩和作史的目的也一樣，都是以此進行社會曆史批評。龔自珍將自己的詩作看成“清議”或“評論”,於是有“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雜詩，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漢製，詩成侍史佐評論”(《夜直》)等詩句。從這一詩歌理論觀點出發，龔自珍認為，現實生活是詩歌創作的動機。“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文章”（《與江居士箋》），“外境”指的就是外部環境，生活現實，當“外境”的動機來臨，不成篇都不行。創作詩歌的方法也和撰寫史論一樣，要利用一切的曆史資料。
依據獨樹一幟的史論，龔自珍的詩打破了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範水的沉寂局麵，對清朝後期以及之後的詩歌創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的詩歌極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是往往著眼於現實政治、社會形勢, 抒發感慨,縱橫議論。他的詩歌包含著豐富而深刻的社會曆史內容，具有很真摯的情感，很感人的力量，是其創作成就最高的文學樣式。
龔自珍一生多次戒詩，又由於種種原因而破戒作詩。今存龔自珍詩歌600多首,絕大部分是其中年以後的作品，“傷時”“罵坐”是其詩歌的主要內容。他於道光5年所作的一首《詠史》七律，就是這類詩歌的代表。“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通過歌詠南朝史事，感慨當時江南名士懾服於清王朝的暴虐統治，隱遁保身，埋頭著書；“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詩末用田橫抗漢的故事，揭穿了清王朝以名利誘騙文士的用心。《己亥雜詩》是龔自珍晚年詩作的代表，詩人在詩中不僅控訴了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危害,揭露了統治階級的昏庸和墮落，還描寫了人民大眾的苦難,表達了自己深切的同情和憐憫。《己亥雜詩》是當時主要社會矛盾的生動反映，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