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舉上麵這個例子，目的是在說明材料的重要。以後我還要講一點同類的故事——加添新材料的故事。我們用敦煌石室的史料來重新撰寫了禪宗的曆史，可以說是考據禪宗最重要的一段。這也是世界所公認的。現在有法國的哲學家把我發現後印出來的書全部譯成法文，又拿巴黎的原本與我編的校看一次。美國也有人專研究這一題目，並且也預備把這些材料譯成英文。因為這些材料至少在中國佛教曆史上是新的材料，可以糾正過去的錯誤，而使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人得一個新的認識。
就在那一年冬天，傅孟真先生從德國回到中國；回國不久，就往廣東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並辦了一個小規模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後來又應蔡孑民先生之邀，擔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不久，在《曆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一本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因為我們平常都是找材料的人，所以他那篇文章特別注重材料的重要。這裏麵有幾點是在他死後他的朋友們所常常引用的。他講到中國三百多年的曆史學、語言學的考據，與古韻古音的考據，從顧亭林、閻百詩這兩個開山大師起，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年，二十世紀初年。在這三百多年當中，既然已經有人替我們開了一個新紀元，為什麽到現在還這樣倒黴呢？傅先生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了三個最精辟的解答：
一、凡是能直接研究材料的就進步；凡是不能直接研究材料，隻能間接研究材料的，或是研究前人所研究的材料或隻能研究前人所創造的材料係統的就退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夠擴充或擴張它的研究材料的便進步；凡不能擴張它的材料的便退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夠擴充它作研究時所應用的工具的便進步；凡不能擴充它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便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