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緒甲辰年（一九〇四）的春天，三哥的肺病已到了很危險的時期，他決定到上海去醫治。我母親也決定叫我跟他到上海去上學。那時我名為十四歲，其實隻有十二歲有零。這一次我和母親分別之後，十四年之中，我隻回家三次，和她在一塊的時候還不滿六個月。她隻有我一個人，隻因為愛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腸，送我向遠地去求學。臨別的時候，她裝出很高興的樣子，不曾掉一滴眼淚。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裏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另另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隻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住了六年（一九〇四——一九一〇），換了四個學校（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中國新公學）。這是我一生的第二個段落。
* * * *
我父親生平最佩服一個朋友——上海張煥綸先生（字經甫）。張先生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他自己辦了一個梅溪書院，後來改為梅溪學堂。二哥三哥都在梅溪書院住過，所以我到了上海也就進了梅溪學堂。我隻見過張煥綸先生一次，不久他就死了。現在談中國教育史的人，很少能知道這一位新教育的老先鋒了。他死了二十二年之後，我在巴黎見著趙詒璹先生（字頌南，無錫人），他是張先生的得意學生，他說他在梅溪書院很久，最佩服張先生的人格，受他的感化最深。他說，張先生教人的宗旨隻是一句話：“千萬不要僅僅做個自了漢。”我坐在巴黎鄉間的草地上，聽著趙先生談話，想著趙先生夫婦的刻苦生活和奮鬥精神，——這時候，我心裏想：張先生的一句話影響了他的一個學生的一生，張先生的教育事業不算是失敗。
梅溪學堂的課程是很不完備的，隻有國文，算學，英文三項。分班的標準是國文程度。英文算學的程度雖好，國文不到頭班，仍不能畢業。國文到了頭班，英文算學還很幼稚，卻可以畢業。這個辦法雖然不算頂好，但這和當時教會學堂的偏重英文，都是過渡時代的特別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