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公學有一個德國教員，名叫何德梅（Ottomeir），他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中國人，他能說廣東話，上海話，官話。什麽中國人的玩意兒，他全會。我從新公學出來，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裏住，這兩所房子是通的，他住東屋，我和幾個四川朋友住西屋。和我同住的人，有林君墨（恕）、但怒剛（懋辛）諸位先生；離我們不遠，住著唐桂梁（蟒）先生，是唐才常的兒子。這些人都是日本留學生，都有革命黨的關係；在那個時候各地的革命都失敗了，黨人死的不少，這些人都很不高興，都很牢騷。何德梅常邀這班人打麻將，我不久也學會了。我們打牌不賭錢，誰贏誰請吃雅敘園。我們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麵前擺一大壺，自斟自飲。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會了。
幸而我們都沒有錢，所以都隻能玩一點窮開心的玩意兒：賭博到吃館子為止，逛窯子到吃“鑲邊”的花酒或打一場合股份的牌為止。有時候，我們也同去看戲。林君墨和唐桂梁發起學唱戲，請了一位小喜祿來教我們唱戲，同學之中有歐陽予倩，後來成了中國戲劇界的名人。我最不行，一句也學不會，不上兩天我就不學了。此外，我還有一班小朋友，同鄉有許怡蓀、程樂亭、章希呂諸人，舊同學有鄭仲誠、張蜀川、鄭鐵如諸人。怡蓀見我隨著一班朋友發牢騷，學墮落，他常常規勸我。但他在吳淞複旦公學上課，是不常來的，而這一班玩的朋友是天天見麵的，所以我那幾個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裏胡混。有時候，整夜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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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晚上，鬧出亂子來了。那一晚我們在一家“堂子”裏吃酒，喝的不少了，出來又到一家去“打茶圍”。那晚上雨下的很大，下了幾點鍾還不止。君墨、桂梁留我打牌，我因為明天要教書（那時我在華童公學教小學生的國文），所以獨自雇人力車走了。他們看我能談話，能在一疊“局票”上寫詩詞，都以為我沒有喝醉，也就讓我一個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