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戊申（一九〇八）九月間，中國公學鬧出了一次大風潮，結果是大多數學生退學出來，另組織一個中國新公學。這一次的風潮為的是一個憲法的問題。
中國公學在最初的時代，純然是一個共和國家，評議部為最高立法機關，執行部的幹事即由公選產生出來。不幸這種共和製度實行了九個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修改的原因，約有幾種：一是因為發起的留日學生逐漸減少，而新招來的學生逐漸加多，已不是當初發起時學生與辦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二是因為社會和政府對於這種共和製度都很疑忌。三是因為公學既無校舍，又無基金，有請求官款補助的必要，所以不能不避免外界對於公學內部的疑忌。
為了這種種原因，公學的辦事人就在丙午（一九〇六）年的冬天，請了鄭孝胥、張謇、熊希齡等幾十人作中國公學的董事，修改章程，於是學生主體的製度就變成了董事會主體的製度。董事會根據新章程，公舉鄭孝胥為監督。一年後，鄭孝胥辭職，董事會又舉夏敬觀為監督。這兩位都是有名的詩人，他們都不常到學校，所以我們也不大覺得監督製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會與監督之下，公學的幹事就不能由同學公選了。評議部是新章所沒有的。選舉的幹事改為學校聘任的教務長，庶務長，齋務長了。這幾位辦事人，外麵要四出募捐，裏麵要擔負維持學校的責任，自然感覺他們的地位有穩定的必要。況且前麵已說過，校章的修改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但我們少年人可不能那樣想。中國公學的校章上明明載著“非經全體三分之二承認，不得修改”。這是我們的憲法上載著的唯一的修正方法。三位幹事私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評議部的取消也是非法的。這裏麵也還有個人的問題。當家日子久了，總難免“貓狗皆嫌”。何況同學之中有許多本是幹事諸君的舊日同輩的朋友呢？在校上課的同學自然在學業上日日有長進，而幹事諸君辦事久了，學問上沒有進境，卻當著教務長一類的學術任務，自然有時難免受舊同學的輕視。法的問題和這種人的問題混合在一塊，風潮就不容易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