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一個劇本，標明為某幕悲劇或某幕喜劇，冠以長序，不厭其詳地說明內容如何悲慘或如何滑稽，保證讀者不忍卒讀或忍俊不禁；然而你，我，他，讀完了正文，發覺標題和序文全是謊言，作品壓根兒沒有悲劇或喜劇的氣氛，這樣一個劇本，大家能承認它是悲劇或喜劇嗎？
打一個更粗淺的比喻。一口泥封的酒缸，貼著紅紙黑字的標簽，大書特書曰“遠年花雕”，下麵又是一大套形容色香味的廣告。及至打開酒缸，卻是一泓清水，叫饞涎欲滴的酒徒隻好對著標簽出神。這樣大家能承認它是一缸美酒嗎？
提出這種不辨自明的問句，似乎很幼稚。但是原諒我，咱們的幼稚似乎便是進步的同義詞。現實的苦惱，消盡了我們的幽默感。既非標語，亦非口號，既非散文，亦非打油詩，偏有人說它是詩。支離破碎，殘章斷句。orchestration的基本條件都未具備，偏有人承認是什麽concerto——在這種情形之下，司徒喬先生的大作也就被認為災情畫而一致加以頌揚了。
“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已屬司空見慣，“指鹿為馬”今日也很通行；可是如許時賢相信馬和鹿真是一樣東西，不能不說是打破了一切不可能的紀錄。
這兒談不到持論過苛或標準太高的問題。既是災情畫，既非純藝術，牽不上易起爭辯的理論。觀眾所要求的不過是作者所宣傳的。你我走進一個災情畫展預備看到些**裸活生生的苦難，須備受一番thrill的洗禮，總不能說期望過奢，要求太高吧？然而司徒先生似乎跟大家開玩笑：他報告的災情全部都在文字上，在他零零星星旅行印象式的說明上。倘使有人在畫麵上能夠尋出一張饑餓的臉，指出一些刻畫災難的線條，我敢打賭他不是畫壇上的哥倫布，定是如來轉世。因為在我佛的眼中，一切有情才都是身遭萬劫的生靈。至於我們凡人，卻不能因為一組毫無表情的臉龐上寫了“災民”二字，便承認他們是災民。正如下關的打手，我們不承認是“蘇北難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