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懷著這個私見：中國音樂在沒有發展到頂點的時候，已經絕滅了；而中國戲劇也始終留在那“通俗的”階段中，因為它缺少表白最高情緒所必不可少的條件——音樂。由是，我曾大膽地說中國音樂與戲劇都非重行改造不可。
中國民族的缺乏音樂感覺，似乎在曆史上已是很悠久的事實，且也似乎與民族的本能有深切關連。我們可以依據雕塑、繪畫來推究中國各個時代的思想與風化，但藝術最盛的唐宋兩代，就沒有音樂的地位。不論戲劇的形式，從元曲到昆曲到徽劇而京劇，有過若何顯明的變遷，音樂的成分，卻除了幾次摻入程度極低的外國因子以外，在它的組成與原則上，始終沒有演化，更談不到進步。例如，昆曲的最大的特征，可以稱為高於其他劇曲者，還是由於文字的多，音樂的少。至於西樂中的奏鳴曲、兩重奏（due）、三重奏（trio）、四重奏（quarto）、五重奏以至交響樂（symphonie）一類的純粹音樂，在中國更從未成立。
音樂藝術的發展如是落後，實在有它深厚的原因。
第一是中國民族的“中庸”的教訓與出世思想。中國所求於音樂的，和要求於繪畫的一樣，是超人間的和平（也可說是心靈的均衡）與寂滅的虛無。前者是儒家的道德思想（《禮記》中的《樂記》便是這種思想的最高表現），後者是儒家的形而上精神（以《淮南子》的《論樂》為證）。所以，最初的中國音樂的主義和希臘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柏拉圖輩的不相上下。它的應用也在於祭獻天地，以表現“天地協和”的精神（如《八佾之舞》）。至於道家的學說，則更主張“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聰不聾，與神明通”的極端靜寂、極端和平、“與神明通”的無音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