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
和你分手，是去年十月的初旬，——記不清哪一日了，但我卻記得是雙十節到北京的——接到你從白濱寄出，在春日丸船上寫的那封信，是今年四月底邊。此後你也沒有信來，我也怕寫信給你，一直到現在——今天是七月二十九日——我與你的中間，竟沒有書劄來往。我怕寫信給你的原因第一是：因為我自春天以來，精神物質，兩無可觀，萎靡頹廢，正如半空中的雨滴，隻是沉沉落墜。我怕像這樣的消息，遞傳給你，也隻能增大你的愁懷，決不能使你盼望我振作的期待，得有些微的滿足。第二是：因為我想像你在九州海岸的生涯，一定比蘇武當年，牧羊瀚海的情狀，還要孤淒清苦，我若忽從京洛，寫一紙長書，將中原擾攘的情形，縷縷奉告，怕你一時又要重新感到離鄉去國之悲，那時候，你的日就鎮靜的心靈，又難免不起掀天的大浪。此外還有幾種原因，由主觀的說來，便是我天性的疏懶；再由客觀地講時，就是我和你共事以後，無一刻不感到的，一種莫名其妙的總覺得對你不起的深情。記得《兩當軒集》裏有幾句詩說：強半書來有淚痕，不將一語到寒溫，久遲作答非忘報，隻恐開緘亦斷魂，……我現在把它抄在這裏，聊當作我兩三月來，久遲作答的辯解。
五月初——記不清是哪一日了，總之是你離開上海之後，約莫有一個多月的光景——我因為我在北京的生活太幹寂了，太可憐了，胸中在醞釀著的悶火，太無噴發的地方了，在一天東風微暖的早上，帶了一支鉛筆，幾冊洋書，飄然上了南下的征車，行返上海。當車過崇文門，去北京的內城漸遠的時候，我一邊從車座裏站起來，開窗向後麵凝望，一邊我心裏卻切齒地作了底下的一段詛咒：“美麗的北京城，繁華的帝皇居，我對你絕無半點的依戀！你是王公貴人的行樂之鄉，偉大傑士的成名之地！但是Sodom[1]的榮華，Pompey[2]的**樂，我想看看你的威武，究竟能持續幾何時？問去年的踏雪，而今何處？——But where are the snows of yester—year？——像我這樣的無力的庸奴，我想隻要蒼天不死，今天在這裏很微弱地發出來的這一點仇心，總有借得濃煙硝霧來毀滅你的一日！殺！殺！死！死！毀滅！毀滅！我受你的壓榨，欺辱，**，已經夠了，夠了！夠了！……”那時候因為我坐的一間三等車室內，別無旁客，所以幾月來抵死忍著，在人前絕不曾灑過的清淚，得流了一個痛快。沫若，我是一個從來不願意詛咒任何事物之人，而此次在車中竟起了這樣的一段毒念。你說我在這北京過度的這半年餘的生活，究竟是痛苦呢還是安樂？具體的話我不說了，這首都裏的俊傑如何的欺淩我，生長在這樂土中的異性者，如何的冷遇我等等，你是過來人，大約總能猜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