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許地山先生的交誼並不深，所以想述說一點兩人間的往來，材料卻是很少。不過許先生的為人，他的治學精神，以及抗戰事起後，他的為國家民族盡瘁服役的諸種勞績，我是無時無地不在佩服的。
我第一次和他見麵，是創造社初在上海出刊物的時候，記得是一個秋天的薄暮。
那時候他新從北京（那時還未改北平）南下，似乎是剛在燕大畢業之後。他的一篇小說《命命鳥》已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大家對他都奉呈了最滿意的好評。他是寄寓在閘北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近旁的鄭振鐸[1]先生的家裏的。
當時，郭沫若、成仿吾兩位，和我是住在哈同路，我們和小說月報社在文學的主張上，雖則不合，有時也曾作過筆戰，可是我們對他們的交誼，卻仍舊是很好的。所以當工作的暇日，我們也時常往來，做些閑談。
在這一個短短的時期裏，我與許先生有了好幾次的會晤；他在那一個時候，還不脫一種孩稚的頑皮氣，老是講不上幾句話後，就去找小孩子拋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對他當時的這一種小孩子脾氣，覺得很是奇怪；可是後來聽老舍他們談起了他，才知道這一種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著不曾改過。
這已經是約近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其後，他去美國，去英國，去印度。回來後，他在燕大，我在北大教書。偶爾在集會上，也時時有了幾次見麵的機會，不過終於因兩校地點的遠隔，我和他記不起有什麽特殊的同遊或會談的事情。
況且，自民國十四年以後，我就離開了北京，到武昌大學去教書了；雖則在期間也時時回到北京去小住，可是留京的時間總是很短，故而終於也沒有和他更接近一步的機會。
其後的十餘年，我的生活，因種種環境的關係，陷入了一個絕不規則的曆程，和這些舊日的朋友簡直是斷絕了往來。所以一直到接許先生的訃告為止，我卻想不起是在什麽地方，和他握過最後的一次手。因為這一次過香港而來星洲時，明明是知道他在港大教書，但因為船期促迫，想去一訪而終未果。於是，我就永久失去了和他做深談的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