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魯迅已故的時候，我正漂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剛在南台一家飯館裏吃晚飯，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一見麵就問我，魯迅逝世的電報，接到了沒有？我聽了，雖則大吃了一驚，但總以為是同盟社造的謠。因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會過他，我們還約好於秋天同去日本看紅葉的。後來雖也聽到他的病，但平時曉得他老有因為落夜而致傷風的習慣，所以，總覺得這消息是不可靠的誤傳。因為得了這一個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終席，我就走了。同時，在那一夜裏，福建報上，有一篇演講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從南台走回城裏的時候，我就直上了報館。
晚上十點以後，正是報館裏最忙的時候，我一到報館，與一位負責的編輯，隻講了幾句話，就有位專編國內時事的記者，拿了中央社的電稿，來給我看了；電文卻與那一位日本記者所說的一樣，說是“著作家魯迅，於昨晚在滬病故”了。
我於驚愕之餘，就在那一張破稿紙上，寫了幾句電文，“上海申報轉許景宋女士：驟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請節哀，餘事麵談。”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輪船，奔回到了上海。
魯迅的葬事，實在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一座紀念碑，他的葬儀，也可以說是民眾對日人的一種示威運動。工人、學生、婦女團體，以前魯迅生前的摯友親戚，和讀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識的男男女女，參加行列的，總有一萬人以上。
當時，中國各地的民眾正在熱叫著對日開戰，上海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孫夫人蔡先生等舊日自由大同盟的諸位先進，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魯迅適當這一個時候去世了，他平時，也是主張對日抗戰的，所以民眾對於魯迅的死，就拿來當作了一個非抗戰不可的象征；換句話說，就是在把魯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具體事件之一。在這個時候，在這一種情緒下的全國民眾，對魯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當時全國所出的刊物，無論哪一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滿了哀吊魯迅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