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製
歐陽永叔有言：“九卿百司，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任天下之責。”天下得失，生民利病，社稷安危所係，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耳。士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與天子商可否者，宰相也。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由是觀之，諫官之關係天下，詎不重如宰相乎？雖然，此猶就宋製言之耳。宰相自行宰相之道，諫官自行諫官之言，初非合而一之也。若夫唐製，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則誠同舟共濟之良法焉。此製始於貞觀元年。當是時，英明之主，納諫更非於上，王魏大臣，竭忠補闕於下。為諫官者，既仰見宮庭無所忌諱，又漸染王魏直言敢諫之風，宜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不必令隨入閣，待政出如有所失，而後挽之末流，亦可保其於時有濟。若後世，則此製誠不可不仿而行之也。夫千古以來之君相，自聖賢英豪而外，中主、庸臣，未有不自護其短而忌小臣之與爭名者。一政也，宰相議之於秘閣，天子韙之於深宮，雷厲風行，自以為決然施之而無弊，迄成命既下，諫官始覺其非，然後交章爭論，至再至三而不已。在人主自護其短者，必曰：“吾乾綱獨攬之君也。宰相所議，吾固斟酌再三而後俞允之。今若從諫官言而改之，是自彰其短，而使天下之慶幸者歸功於諫官，而適以成其大名也，吾亦何甘虛己而納之也？”在宰相自護其短者，亦必曰：“吾秉鈞執政之臣也。天子所欲行，吾固思維再四而後讚成之。今若因諫官言而寢之，是彰吾大臣之短，而使百僚之歎服者歸美於諫官，而適以樹其物望也，吾亦何甘屈己而從之也？”如是，則諫官宰相之不相下，豈非其勢然哉？若仿行唐製，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則一政之或失，諫官雖與君相力爭終日，而外人無所聞，所謂“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羨”也。及政出而止於至善，天下亦惟頌君相之功德，而不知受賜予諫官，是以天子不疑，大臣不忌，而諫行言聽之美德日益以增。在諫官陰福社稷之功，惟天祖得而昭鑒，可謂潛消禍本於無形也，豈不休哉？貞觀、開元兩朝，皆以此治致太平，其明效也。蒙於此竊有感焉。王半山安石在下位時，嚐奏請仿行此製而未行，及身為宰相，同僚舉以為言，半山忽不允，曰：“是又益兩參政也。”蓋半山好同惡異，既秉大政，行將有所更張，正恐此製行，則轉自招沮撓也。厥後，新法之行，舉朝爭之日力，而半山決行之誌乃日益堅。故明道程子雲：“此事不得專咎介甫，諸君亦有過焉。”可見當時弊政之行，實由大廷廣眾之中，萬矢叢集，有以激而成之也。向使早仿行唐製，得諫官婉言譬解於秘閣中，則新法必且寢而弗行，而天下後世，竟不知有此一說，豈惟蒼生之幸？抑亦半山之幸歟？或曰：“半山不曉事，又執拗，雖得諫官挽之於不聞不睹，亦未敢必其聽從。”蒙曰：“不然。方半山初議新法時，蘇子由嚐避左右而力言其不便，半山為之感動，置之數月而不一言。然則半山之事，誠非不可挽救者矣。”觀乎此，不益信唐製之善，可為萬世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