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他盡量享受這家庭生活，他所用的熱情恰似他在一切事情上所用的一般。托爾斯泰伯爵夫人在他的藝術上發生非常可貴的影響，富有文學天才[350]，她是如她自己所說的，“一個真正的作家夫人”，對於丈夫的作品那麽關心。她和他一同工作，把他口述的筆錄下來，謄清他的草稿。她努力保衛他，不使他受著他宗教魔鬼的磨難，這可怕的精靈已經不時在唆使他置藝術於死地。她亦努力把他的社會烏托邦關上了門。[351]她溫養著他的創造天才，她且更進一步：她的女性心靈使這天才獲得新的富源。除了《童年時代》與《少年時代》中若幹美麗的形象之外，托爾斯泰初期作品中幾乎沒有女人的地位，即或有之，亦隻站在次要的後景。在索菲婭·別爾斯的愛情感應之下寫成的《夫婦間的幸福》中，女人顯現了。在以後的作品中，少女與婦人的典型增多了。具有豐富熱烈的生活，甚至超過男子的。我們可以相信，托爾斯泰伯爵夫人，不獨被她的丈夫采作《戰爭與和平》中娜塔莎與《安娜小史》中基蒂的模型，而且由於她的心腹的傾訴，和她特殊的視覺，她亦成為他的可貴的幽密的合作者。[352]《安娜小史》中有若幹篇幅，似乎完全自於一個女子的手筆。[353]
由於這段婚姻的恩澤，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爾斯泰居然體味到久已沒有的和平與安全。於是，在愛情的蔭庇之下，他能在閑暇中夢想而且實現了他的思想的傑作，威臨著十九世紀全部小說界的巨著：《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小史》（一八七三——一八七七）。
《戰爭與和平》是我們的時代的最大的史詩，是近代的《伊利亞特》。整個世界的無數的人物與熱情在其中躍動。在波濤洶湧的人間，矗立著一顆最崇高的靈魂，寧靜地鼓動著並震懾著狂風暴雨。在對著這部作品冥想的時候，我屢次想起荷馬與歌德，雖然精神與時代都不同，這樣我的確發現在他工作的時代托爾斯泰的思想得力於荷馬與歌德。而且，在他規定種種不同的文學品類的一八六五年的記錄中，他把《奧德賽》《伊利亞特》《一八〇五年》[354]等都歸入一類。他思想的自然的動作，使他從關於個人命運的小說，引入描寫軍隊與民眾，描寫千萬生靈的意誌交融著的巨大的人群的小說。他在塞瓦斯托波爾圍城時所得的悲壯的經驗，使他懂得俄羅斯的國魂和它古老的生命。巨大的《戰爭與和平》，在他計劃中，原不過是一組史詩般的大壁畫——自彼得大帝到十二月黨人時代的俄羅斯史跡——中的一幅中心的畫。[355]